新公民議會

台灣·非主流媒體·持續收錄

今日收錄: 0篇
近 24 小時: 1篇
近 7 天: 11篇

報導關鍵字

近 7 天

最新收錄

本頁 21 篇 · 依收錄順序顯示摘要

重拾925白玫瑰的誓言：修訂嚴刑峻法，阻斷伸向孩子的魔爪！
十多年前的9月25日，數萬名父母與民眾手持白玫瑰，冒著雨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爆發了震撼全台的「925白玫瑰運動」。那一天，人民用最沉痛的聲音向體制咆哮，因為司法與法律輕放了傷害幼童的惡魔，社會的防護網徹底破裂。那時，大家高喊「司法配不上純潔的孩子」。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真的改進了嗎？當我看到10歲的女童遭到猥褻，居然在長達240天漫長煎熬的歲月中，得不到即時的安置與庇護；當我看到宜蘭那個毫無人性可言的父親，蹂躪自己的親生幼女長達5年、性侵高達135次，甚至冷血地直播給網友看；當我聽到從事家暴扶助十數年的義務律師講述第一線的心路歷程，看盡無數受害婦幼在法律漏洞與過輕刑罰之間苦苦掙扎、流盡眼淚——身為一位有血性的台灣人民，我的心在淌血，我的靈魂在怒吼！創傷不是一天結束的，家暴與性侵的陰影，可能需要十幾、二十年的時間，甚至是一輩子去療癒。面對長達十數年的創傷，這段艱難的過程並非受害者一人的責任，他們不需要獨自承受這份沉重。政府與體制如果不能成為人民最堅固的後盾，就是失職！我們對「酒駕」早已喊出零容忍。那麼，為什麼對於直接摧毀孩子一輩子靈魂的性侵與家暴，我們的法律與立法機關依然如此輕放與軟弱？看看韓國，當年的「熔爐事件」震驚全韓，公眾的怒火最終促成了法規的修訂，將殘害身障者與幼童的性罪犯永久驅逐出教育界，並大幅提高刑責；再看看新加坡，對於嚴重的性侵與暴力罪行，實施了包括鞭刑在內的嚴酷刑罰，用極其高昂的犯罪代價，在源頭就組成了最強大的威嚇防線。新加坡與韓國能做到，是因為他們明白：對犯罪者的寬容，就是對被害者的殘忍。唯有重罰，才能遏止變態；唯有嚴刑，才能威嚇惡魔！道德勸說從來無法喚醒禽獸的良知。在選舉前夕，當各黨派都在爭相承諾美好的未來時，我要以最堅定的態度問問每一位執政者、候選者以及為民喉舌的立委們：「你願意為我們的孩子，修訂最嚴厲的法律、阻斷所有的魔爪嗎？」全民覺醒，人人都有活出幸福的權利。這不僅僅是受害者的戰場，更是每一位人民與立法者的責任。請每一位市民重拾當年白玫瑰運動的決心，推動立法修法重罰性侵與家暴犯罪，用最堅固、最嚴厲的法律防線，護佑我們最愛的孩子！作者：張靜
10/4 08:10張靜原站
- #2026
- #民意
從亞運獎牌看見台灣體育的新面貌
名古屋亞運正在進行，台灣代表隊接連傳來捷報。從游泳、田徑到羽球、桌球、滑板與克拉術，不同項目的選手陸續站上頒獎台。王冠閎拿下男子二○○公尺蝶式金牌，傅兆玄在男子跳高奪金，十二歲滑板選手辜泳諺也摘下銀牌。這些成績讓人看見，台灣的體育版圖，正在出現新的面貌。過去談到台灣體育，許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棒球、羽球、桌球、舉重或射箭，但這次亞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愈來愈多不同項目都有台灣選手冒出頭來。有些是傳統強項持續突破，有些則是過去較少受到關注的運動開始累積成績。獎牌數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台灣正在出現更多不同領域的運動人才。一面獎牌背後，也從來不是選手一個人的努力。從教練訓練、運動場地，到營養、醫療、體能與國際賽經驗，每一個環節都需要長期累積。這次亞運代表隊的培訓，也早在賽事前數年就已經展開。選手站上頒獎台的幾分鐘，其實是多年訓練的結果。因此，亞運帶給台灣的，不只是為選手喝采，更是思考如何讓這樣的成績持續下去。當比賽結束、媒體焦點轉移，我們是否仍能給予年輕選手足夠的訓練環境？學校是否有更多空間讓孩子接觸不同運動？教練培育、場地建設與冷門項目的資源，又是否能跟上人才成長的速度？如果只有選手奪牌時才想起體育，台灣很難建立長久的運動實力。真正值得投入的，不只是少數已經站上國際舞台的明星選手，也包括那些還在學校操場、地方體育館努力訓練，甚至還不知道自己能走多遠的孩子。亞運比賽終究會結束，而這些突破，也讓我們看見台灣體育正在出現新的面貌。今天我們為王冠閎、傅兆玄與所有站上頒獎台的選手喝采，也應該把掌聲化為更長久的支持，讓下一個台灣孩子有機會站上更大的國際舞台。作者：魏世昌
10/3 08:10魏世昌原站
- #2026
- #時事
中央總預算攻防升溫：還稅於民、國防擴編與地方財政重分配的三重考驗
中央總預算審查進入攻防高峰，表面上是歲入歲出如何分配，深層則是台灣財政路線的選擇。面對稅收成長、AI產業紅利、國防需求升高與地方財政壓力，朝野對「錢應該立刻還給人民」還是「投入長期建設與安全韌性」出現明顯分歧。這不是單純誰比較照顧人民的口號競爭，而是國家資源配置、世代公平與選舉政治交錯下的制度考驗。在野黨主張還稅於民，核心論述是政府稅收超徵或歲入增加時，人民應直接分享財政成果。普發現金的政治吸引力很強，因為它簡單、快速、有感。對受薪家庭、租屋族、育兒家庭與通膨壓力下的民眾而言，一筆現金確實能帶來短期緩衝。尤其當物價、房貸、照護與教育支出持續上升，政府若只談總體經濟成長，卻未讓民眾感受到生活改善，財政紅利就容易被認為離人民太遠。行政院則強調財政紀律與長期投資。116年度總預算把資源投入國防、社福、公共建設、勞保健保撥補與少子化對策，反映政府認為台灣面對的不是單一年份景氣循環，而是結構性壓力同時逼近。國防支出大幅提高，是因應台海安全；社福支出擴張，是面對高齡化與育兒負擔；公共建設增加，則關係到區域發展、交通、水利與產業基礎。這些支出不像普發現金立刻有感，卻可能影響未來十年國家韌性。爭議的核心在於，一次性現金與長期投資並非絕對對立。真正應討論的是財源是否穩定、支出是否有效、政策是否精準。如果普發現金來自年度歲入增加，且未增加實質債務，財政風險相對較低；但若社會因此形成每逢稅收好轉就要求普發的期待，未來景氣反轉時，政府會面臨更大政治壓力。財政政策最怕把短期紅利變成長期承諾。另一方面，政府強調長期投資，也必須接受嚴格檢驗。公共建設是否真的有助區域均衡，還是淪為地方分配政治；社福預算是否真正改善照顧負擔，還是被制度成本吃掉；國防預算是否形成實際戰力，還是只增加帳面數字。當行政院說不能把債務留給下一代，人民也有權追問：現在增加的每一筆支出，是否真的替下一代創造更安全、更公平、更有競爭力的環境。財政劃分法與地方分配款爭議，則是另一條主線。地方政府承擔社福、教育、交通、警消、環保與建設壓力，卻常抱怨財源不足。中央若掌握大部分稅收，地方就會要求更多統籌分配款；但若地方獲得更多財源，中央又擔心國防、年金、重大建設與全國性政策缺乏彈性。這場爭論不只是中央與地方搶錢，而是台灣長期財政權責不清的結果。理想的財政改革，不能只看分配比例，也要看責任歸屬。地方若獲得更多財源，就應承擔更清楚的施政績效與財務透明；中央若要求地方配合國家政策，就應提供穩定補助與合理規則。否則，每年預算審查都會變成政治拉鋸，地方喊窮，中央喊紀律，人民卻看不懂錢究竟花到哪裡。選戰因素也讓預算攻防更尖銳。地方選舉逼近，現金發放、地方建設、財政分配與社福補助都容易成為動員工具。政黨若只追求短期有感，可能犧牲財政穩定；政府若只用財政紀律拒絕所有民生回饋，也可能與人民生活壓力脫節。成熟的民主預算審查，應該要求朝野都提出完整財源與效果評估，而不是只喊加碼或刪減。普發現金本身不是洪水猛獸，公共投資也不必然高尚。兩者都可能做好，也都可能被政治化。現金發放若能明確定位為一次性稅收紅利分享，並搭配弱勢加碼、物價監測與不舉債原則，就較能避免財政失控。長期投資若能公開效益、設定里程碑、接受國會監督，也較能說服人民等待未來成果。台灣當前真正需要的是「有感」與「可持續」兼顧的財政治理。人民希望政府理解生活壓力，不應被簡化為民粹；政府提醒債務不能留給下一代，也不應被視為冷漠。問題在於，財政資源有限，國防、社福、教育、公共建設、地方分配與直接現金回饋都在競爭同一塊蛋糕。越是稅收成長時，越需要清楚排序，因為好年景最容易養成壞習慣。中央總預算審查的重點，不應只停在誰支持普發、誰反對普發，而應回到三個問題：錢從哪裡來、花到哪裡去、留下什麼效果。若朝野能用這三個標準檢驗預算，還稅於民與長期建設就不必互相否定。若預算攻防只剩選舉語言，台灣就可能在短期掌聲中錯過結構改革。這場財政路線之爭，將決定台灣如何面對未來風險。台海安全需要資源，高齡社會需要支撐，少子化需要長期投入，地方建設需要穩定財源，民眾生活也需要即時回應。中央與地方、執政與在野都應承認，預算不是政治戰利品，而是社會共同契約。只有在財政透明、責任清楚、支出有效的基礎上，台灣才能同時照顧今天的人民，也不透支明天的世代。作者：墨觀
10/3 08:10墨觀原站
寫在「太上立法院」癱瘓憲政之際！
計票板上的紅燈接連亮起，二十七票反對、全數否決。近日，立法院將監察院人事同意權案徹底封殺。自八月一日任期屆滿至今，監察院已步入無監委掌舵的空窗，宣告這座本該監督行政、捍衛人權的憲政機關，正式陷入實質癱瘓的長夜。民主之所以可貴，在於沒有任何一個權力可以凌駕一切；憲法的骨幹是分立與制衡，機關之間如同咬合前行的齒輪，縱有摩擦，亦當相輔相成。然而，監察院被抽空了靈魂，只是這場權力風暴的前哨；回頭望向司法院，七位大法官的缺額遭長期抵制，翁曉玲立委等人更透過拉高開會與判決門檻的修法手段，將憲法法庭推入「看得到、用不到」的假死狀態。當監督官箴的監察權被繳械，當解釋憲法、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憲法法庭被噤聲，立法院儼然化身為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太上立法院」。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創立五權分立，是希望在西方三權之外，以獨立的考試維繫文官中立，以超然的監察杜絕吏治腐敗，讓各權在獨立自律中尋求平衡。其不可動搖的底線始終只有一個：權力分立是為了防範專制，絕非讓單一機關藉由程序癱瘓國家運作。同意權本是憲法賦予立法院替人民把關的盾牌，如今卻成了消滅對手權力機關的利刃。立法院若能憑藉人數優勢，任意讓司法與監察陷入癱瘓，那麼所謂的憲政秩序，不過是一紙隨時可被撕碎的具文。面對這樣蠻橫的憲政擴權，人民還能期待什麼？歷史早已給過答案。二○○七年大法官做出的釋字第六三二號解釋，早已義正辭嚴地宣告消極癱瘓國家機關是違憲之舉，但憲法裁判手無寸鐵，喚不醒裝睡的政客，更遑論現在的憲法法庭早已面臨實質架空、無法運轉的危機。唯一能打破這場死局的，是年底的縣市長選舉。民主最殘酷也最溫柔的力量，終究在於選票。當政客認定人民對憲政危機麻木不仁、將國家的停擺視為政治鬥爭的籌碼時，我們唯一能給予的回應，就是在年底的地方大選中，以選票展現最徹底的翻盤與清算。當在野黨頻頻以「大罷免戰績」沾沾自喜，誤以為席次優勢就是任其胡作非為的空白授權時，唯有讓其長期自恃的「深藍鐵票區」與優勢縣市全面崩盤，甚至讓隨之起舞的民眾黨也痛失新竹市等關鍵執政板塊，這種版圖全面瓦解的痛擊，才能真正打醒傲慢的政客。作者：宜和蓒
10/2 18:13宜和蓒原站
僱用安定措施首波申請截止：減班休息補貼背後的產業緩衝與勞動安全網考驗
勞動部推動僱用安定措施，讓減班休息勞工在景氣震盪中獲得薪資差額補貼，這不只是短期紓困政策，更是台灣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傳統製造業壓力與勞動市場不穩定時的重要安全網。當首波申請期限到來，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有多少人領到補助，而是這套制度能否在企業不裁員、勞工不失業、產業有時間轉型之間找到平衡。減班休息常被俗稱為無薪假，但它不是單純放假，而是企業訂單不足、產能調整或景氣不確定時，勞資協議暫時減少工時與薪資。對企業而言，減班休息可以避免立刻裁員，保留熟練人力；對勞工而言，雖然工作還在，但收入已經下降，家庭現金流也會立即承壓。僱用安定措施的政策意義，就是在這段最脆弱的過渡期補上一層緩衝。這次適用產業集中在部分製造業，反映台灣經濟正在面對結構性調整。食品、紡織、塑膠、金屬、機械、汽車零件與運輸工具等行業，有些受到國際需求放緩影響，有些受到中國產能過剩、匯率波動、關稅與供應鏈移轉衝擊。這些產業未必會立即衰退，但復甦速度不一致，訂單能見度也比過去更短。政府此時提供補貼，目的不是替企業永久止血，而是避免景氣低谷變成大規模失業。從勞工角度看，薪資差額補貼最直接的價值是穩定生活。減班休息後，房租、房貸、學費、保險與長照支出不會跟著減少，收入減少卻會立刻造成壓力。若沒有補貼，勞工可能被迫借貸、兼職或離開原職場。政府用就業保險與就業安定資源補上部分差額，可以降低家庭財務斷裂風險，也讓勞工有時間等待訂單回溫。從企業角度看，僱用安定措施能降低裁員誘因。製造業最怕的是景氣回來時找不到熟練人力。若企業在低谷時大量解僱，未來重新招募、訓練與磨合都會增加成本，也可能使產線恢復速度變慢。補貼雖然不是直接給企業，但能減輕勞工留任壓力，間接維持勞資關係與技術人力庫。這對中小製造業尤其重要。不過，政策也必須避免被誤用。減班休息補貼是為了穩定就業，不應成為企業降低人事成本的常態工具。若企業明明仍有產能與獲利，卻透過減班休息轉嫁風險給勞工，再由政府補貼差額，就會扭曲制度本意。因此，主管機關必須確認減班休息是否出於真實經營壓力，並檢查勞資協議、通報資料與薪資變動是否一致。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補貼金額與實際生活成本之間的落差。現行僱用安定措施依薪資差額比例補貼，另有最高上限。這樣的制度能控制財政負擔，也能避免高薪者取得過多補助；但對中低薪家庭而言，只要減班幅度較大，仍可能出現生活缺口。政府若要讓政策更精準，未來可考慮把家庭負擔、扶養人口與地區生活成本納入輔助評估。「減班休息勞工再充電計畫」則是另一個關鍵。若勞工只是被動等待訂單回來，政策效果有限；若能利用減班期間參加訓練，提升技術、證照與跨職能能力，就能把景氣低谷轉化為人力升級機會。尤其製造業正面臨自動化、AI應用、智慧製造與綠色供應鏈要求，勞工技能若不跟著升級，未來仍可能面對更深的就業風險。因此，僱用安定措施不應只被視為發錢。它應該與職訓、轉職媒合、產業升級、企業輔導與地方就業服務串聯。地方分署接到減班休息通報後，不應只提醒申請補貼，也應主動了解企業困境與勞工需求。如果某些產業長期反覆減班，政府就要進一步判斷，這是短期景氣問題，還是產業競爭力已經發生結構性變化。勞工也需要更清楚的資訊。許多人聽到最高補貼金額，容易誤以為所有人都能領到同樣數字，但實際上補助取決於投保薪資、減班前後薪資差額、適用行業、通報期間與申請資格。政府應用更簡單的試算工具、圖文說明與企業宣導，避免勞工因資訊不對稱而錯過申請期限。尤其基層勞工未必熟悉線上系統，更需要工會、雇主與地方就服站協助。這項政策也提醒台灣，勞動安全網必須跟著產業變動升級。過去失業保險多在勞工離職後才發揮作用，但現在全球景氣變動更快，企業可能先減班、再觀望、最後才裁員。若政府能在減班階段提早介入，就有機會把失業風險擋在門外。這比事後救失業，更符合預防型社會政策精神。僱用安定措施首波申請截止，是一次制度壓力測試。它檢驗勞動部能否快速掌握減班休息名冊，檢驗企業是否誠實通報，也檢驗勞工是否知道自己的權益。若執行順利，政策能讓家庭收入不至於斷裂，企業也能保留核心人力；若執行不透明，則可能讓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漏接，反而讓制度失去信任。面對國際景氣不確定，台灣不能只靠出口榮景時的成長敘事，也要準備產業低潮時的就業保護。僱用安定措施的價值，在於讓勞工不必獨自承擔景氣波動，也讓企業在困難時期仍有留才誘因。未來政府應把補貼、職訓與產業轉型結合，讓減班休息不只是被動熬過寒冬，而是為下一階段復甦累積能力。真正成熟的勞動政策，不只是救急，而是讓勞工、企業與產業都能在不確定時代站得更穩。作者：新公民議會
10/2 18:18新公民議會原站
重陽敬老禮金直接入帳：高齡社會下的節慶關懷、數位便民與地方財政考驗
重陽敬老禮金陸續入帳，對許多長者而言，是一年一度被地方政府記得與祝福的時刻。這筆錢金額未必龐大，卻具有高度象徵意義：它代表社會對長者貢獻的感念，也反映地方政府在高齡化壓力下，如何用最直接的方式回應銀髮族需求。當多縣市改採金融帳戶匯款，重陽禮金也從傳統節慶慰問，逐步轉向行政效率與數位治理的測試。台灣已進入高齡社會，長者福利不再只是社會局的單一業務，而是涉及醫療、長照、交通、住宅、財政與數位服務的綜合治理。重陽敬老禮金之所以受到關注，正因為它同時具有情感、福利與政治意涵。地方政府發放禮金，能讓長者感受到實質關懷，也能在節慶前後提升政策可見度；但若只停留在一次性現金，仍不足以回應高齡社會的長期需求。直接入帳的做法值得肯定。過去長者領取禮金常需到區公所、里辦公處或指定地點排隊，對行動不便、獨居或住在偏遠地區的老人並不友善。改由金融帳戶匯款，可以減少舟車勞頓，也降低現金保管與發放錯誤風險。對地方政府而言，數位匯款能提高行政效率，減輕基層公所與里幹事負擔，也讓發放紀錄更清楚。不過，數位便民也不能忽略數位落差。部分高齡者沒有常用帳戶、不熟悉金融服務，或對匯款通知、詐騙簡訊與帳戶安全缺乏辨識能力。政府推動直接入帳時，必須同步提供清楚通知、反詐提醒、查詢管道與親友協助機制。否則本意是簡化流程，實際上可能讓部分長者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收到款項，甚至被詐騙集團利用。各縣市發放金額差異，也再次凸顯地方財政不均。重陽禮金從千元到萬元級都有，部分縣市或鄉鎮還會加碼，使長者實際領到的金額差距更大。這種差異反映地方自治，也反映財政能力差距。財源充裕的地方可以提高禮金，財政緊縮的縣市則必須在敬老金、長照、交通補助與社福服務之間取捨。對長者來說，同樣年齡卻因戶籍地不同而待遇懸殊，難免引發公平討論。敬老禮金的另一個爭議，是它究竟屬於福利照顧，還是地方政治動員。節慶發錢容易被民眾感受到，也容易成為地方首長政績；但若缺乏財政評估與政策連結，就可能淪為短期討好。高齡福利不能只看發多少，更要看長者是否有足夠長照服務、社區據點、無障礙交通、居家安全與醫療支持。一次現金可以補貼生活，卻不能取代完整照顧體系。尤其台灣即將面對更沉重的超高齡壓力。未來長者人口增加，若敬老禮金制度持續擴張，地方支出將逐年上升。今天看似可負擔的金額，十年後可能成為財政壓力。政府應該建立更透明的成本試算，讓社會知道每年發放總額、受惠人數、未來成長幅度，以及是否排擠其他老人服務。福利政策需要溫度，也需要永續。這不代表敬老禮金沒有價值。對低收入、獨居、無子女支持或醫療支出沉重的長者來說，禮金能提供小額但即時的幫助。問題是，普發型禮金是否最能照顧弱勢長者，值得進一步討論。若財政有限，政府可以思考基礎禮金維持象徵性關懷，再把更多資源投入中低收入老人、失能長者、租屋高齡者與偏鄉照顧服務。重陽敬老禮金也可成為接觸長者的入口。地方政府在發放禮金時，可以同步更新長者聯絡資料、確認獨居風險、提醒健康檢查、宣導防詐騙、推廣長照服務與社區活動。若禮金只是匯款，政策效果有限；若能結合長者需求盤點，就能把節慶福利轉化為社會安全網的一部分。未來更理想的敬老政策，應該從「發錢」走向「支持生活」。長者需要的不只是節慶禮金，還包括安全的行人環境、便利的公車與復康巴士、平價共餐、居家修繕、慢性病管理、心理支持、數位學習與反詐保護。高齡友善城市的核心，不是讓長者在重陽節領到一次補助，而是讓他們每天都能安心出門、就醫、用餐、社交與生活。重陽敬老禮金直接入帳，象徵地方政府行政服務正在進步，也提醒社會，高齡福利必須兼顧便利、公平與永續。節慶關懷值得保留，但政策不能只靠禮金撐起。當台灣長者人數持續增加，政府更應把敬老禮金放進完整老人福利藍圖中檢視：哪些是普遍關懷，哪些是弱勢加碼，哪些應轉化為長照與社區服務。只有如此，重陽敬老才不只是年度儀式，而能成為台灣邁向高齡友善社會的重要起點。作者：新公民議會
10/2 18:23新公民議會原站
- #2026
- #吶喊廣場
誰是中華兒女？誰又是真正的漢族？
「你是漢族嗎？」如果這個問題只是問一個人的身分證，答案似乎很簡單。但如果把問題改成：「你的祖先，在兩千年前、五千年前究竟是不是漢族？」事情恐怕就完全沒有那麼簡單。中國學者吳銳在《你不可能是漢族》中，從自己的土家族身分談起，提出一個令人不太舒服、卻值得面對的問題：我們今天所說的「漢族」，究竟是一個可以由血緣清楚界定的族群，還是一個經過長時間人口流動、通婚、政治整合與文化認同而形成的身分？這個問題其實不只關於漢族，更關於「中華民族」究竟是什麼。中國現行的民族成分登記制度，本身就說明了民族身分是一種行政與社會制度。按照現行規定，戶口登記上的民族成分，原則上依父母民族成分確認，而且一旦登記，通常不得任意變更；如果過去存在錯報、誤登，也有相關的更正程序。換句話說，身分證上的「漢族」，首先是一種制度所承認的民族成分，而不是一張能夠證明數千年血統來源的DNA報告。這也讓吳銳所提出的問題變得有意思。中國少數民族並不是一直以今天官方認定的名稱存在於歷史之中。以土家族為例，現代中國的民族識別制度將其列為少數民族，但歷史上的族群稱呼、政治身分與文化認同卻經歷過漫長變化。旅日發展的藝人龍夢柔，就是公開以土家族身分活動的例子。如果一個人的祖先曾經被歸入某個族群，後來又在行政、婚姻、語言或文化上逐漸融入另一個族群，那麼幾代之後，他究竟「是哪一族」？這個問題恐怕沒有一條DNA能夠替我們劃出整齊的界線。看看中國歷史就知道，所謂「漢人」從來不是一個靜止不動的群體。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不同族群在中國北方建立政權、遷徙、通婚與融合。北魏孝文帝更在五世紀推動一系列改革，包括遷都洛陽、改用漢語、改穿漢服以及改姓漢姓，皇族拓跋氏便改姓元氏。那麼，原本的鮮卑人後來去了哪裡？如果一個鮮卑貴族改姓元、說漢語、穿漢服，子孫又與其他人口通婚，那麼他的後代究竟要到第幾代，才能被稱為「漢人」？反過來說，一個今天被稱為漢族的人，如果往家族歷史深處追溯，他的祖先又有多少人曾經屬於今天所謂的其他族群？這才是「漢族血統」最值得討論的地方。現代基因研究同樣提醒我們，不應該把「漢族」想像成一個內部完全一致的生物學群體。針對中國不同地區漢族人口的全基因組研究，已經觀察到明顯的南北及區域性遺傳結構。這並不代表這些人是「不同民族」，而是說「漢族」這個名稱底下，本來就存在相當複雜的人口歷史。所以，閩南人、客家人、潮汕人、廣府人、溫州人、寧波人等，都可以在現代民族分類中被歸為漢族；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擁有一條完全相同、從遠古一路純粹延續至今的血統。族群可以延續，血統卻會流動。語言可以改變，姓氏可以改變，政治身分可以改變，文化認同也可以改變。那麼，所謂「中華兒女」又是什麼？今天很多人喜歡說「炎黃子孫」，彷彿黃帝與炎帝是所有人的共同血緣祖先。但如果把這個說法當成嚴格的歷史或遺傳學命題，問題立即出現：我們有辦法從現代人的DNA，一路驗證到傳說中的黃帝與炎帝嗎？答案當然不是。黃帝、炎帝乃至蚩尤，在中國歷史文化中具有極高的象徵意義，但把遠古傳說中的人物直接轉化成現代民族的「共同血緣證明」，其實是跨越了神話、歷史、族群與現代民族概念之間的不同層次。蚩尤尤其值得注意。如果黃帝可以成為某種「共同祖先」，那麼與黃帝在傳說中對立的蚩尤，又應該被放在哪裡？後世不同群體對蚩尤的記憶、詮釋與祖先敘事，也並非完全相同。這正好提醒我們：共同祖先有時候不只是血統問題，也是一種文化記憶。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我們到底是不是黃帝的後代」，而是：為什麼現代政治共同體如此需要一個共同祖先？這個問題到了近代尤其明顯。「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從黃帝時代就以今天這個名稱存在的現代政治概念。學界普遍將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對「中華民族」概念的使用視為重要起點；1902年，梁啟超在文章中使用「中華民族」一詞，1905年又進一步以「多民族混合」的角度討論其歷史。更有意思的是，梁啟超自己在1905年的論述中，便已經承認「中華民族」並非一開始就是一個純粹單一的族群，而是由多個民族長期混合而成。到了1980年代，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更從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與歷史等角度，討論不同族群如何在漫長歷史中形成既多元又具有共同性的關係。這套理論本身，就是一個現代學術框架，而不是五千年前就存在的身分證。因此，說「中華民族」是近代才形成的概念，並不等於否定中國各地長期存在的交流、融合與共同歷史；真正需要區分的是：歷史上的人口與文化交流，與現代民族共同體的概念，不是同一件事情。這個區別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把今天的「中華民族」直接投射回幾千年前，就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彷彿從黃帝開始，所有今天被歸入中華民族的人，就一直是一個具有共同血統、共同民族意識的整體。歷史其實沒有那麼整齊。台灣同樣
10/1 07:41洪昱睿原站
- #2026
- #民意
一年一封情書，其餘364天請自行負責——一位第一線老師讀完部長信後的「感謝回函」
部長，信收到了。感謝您在教師節前夕，用一封信說了三次「因為有你們」。作為第一線老師，我看完深受感動，感動到差點忘了還有作業沒改、五則家長昨晚十一點傳來的LINE還沒回以及一份「學生輔導紀錄」上班日要交。您說教育部的責任是「把繁瑣的干擾拿掉」，我讀了三遍，然後打開信箱，看見本週新增三場研習、兩份問卷、一份「融入議題教學檢核表」。首先，教師節真是個神奇的日子。這一天，部長寫信、局長致詞、校長在朝會上說「老師是學校最珍貴的資產」、家長會送來一箱鳳梨酥，上頭貼著「良師興國」。教師節一旦過了，家長傳來的LINE會說：「老師，我兒子說你昨天講話很大聲，請說明你的教育理念。」教育局辦公室會來電：「有民眾投訴作業太多，請三日內書面說明。」校長把您叫進辦公室：「這家長不好惹，你道個歉就過了。」一年365天，有364天我們是「請儘速回覆的當事人」，只有一天是「台灣教育的溫度」。部長，這支溫度計壞了，一年只跳一下。其次，您說PISA 2025的榮耀屬於每一位老師，但這棵樹不是今年種的，那是二、三十年前，師培還被當成一回事、教職還被視為志業、老師敢對學生說「這樣不行」而不必先查對方家長是不是議員助理的年代，所埋下的種子。問題是，我們現在還在種樹嗎？各地開學缺師，「第十七次招考」已是日常；師培生看完學長姐的處境，轉身離開教職。而留下來的老師學到的第一課，不是怎麼教，而是怎麼不被告：學生睡覺不要叫醒，叫醒是公然羞辱；學生打架不要伸手，伸手是不當管教，站著看是未善盡保護義務。最安全的策略，是不要出現在那條走廊。這叫防禦性教學。最後，您說要做老師的後盾。後盾的意思，是前方有人衝過來時，後面有人撐著。可是家長衝過來時，後面傳來的是「請填寫事件說明表」。後盾在，但它撐的是自己。導師加給、諮商陪伴、師鐸獎出國進修，謝謝，您替我們準備了受傷後的OK繃，卻對那把每天在割我們的刀隻字不提。真正的尊師重道，不是節日限定的祝福，而是在其他364天，當老師做出專業判斷時，體制願意站在他前面，而不是躲在他後面。教師節的感謝信寫得越溫柔，364天的落差就越刺人。作者：秦靖
9/29 14:45秦靖原站
- #2026
- #作者
2026選戰期中考民調解析：賴清德信任度回升，政黨好感度與地方選舉如何互相牽動
最新台灣民心調查讓2026九合一選舉的政治氣氛更加清楚：地方選戰已不只是縣市長候選人的個別競爭，也逐漸被選民放進中央執政表現的評分框架中。賴清德信任度回升至五成以上，執政滿意度維持高檔，顯示執政陣營在選前倒數階段暫時保有相對穩定的社會支持；但政黨好感度波動與中間選民觀望，也提醒各黨，地方選舉最終仍會回到具體生活感受與候選人治理能力。從數據來看，賴清德信任度達51.2%，執政滿意度為51.4%，這對執政團隊具有政治意義。信任度反映民眾是否願意相信領導者處理重大議題，滿意度則較接近對施政表現的感受。兩者同時站上五成，代表政府近期政策、經濟敘事或社會期待，至少在調查期間形成一定支撐。對地方選戰而言，這能減輕執政黨候選人面對中央包袱時的壓力。不過，民調不能只看表面數字。51.2%的信任度仍意味著社會存在相當比例的不信任與未表態者。地方選舉尤其重視候選人個人形象、地方派系、施政議題與基層動員，總統民調好轉不會自動轉化為每一個縣市的選票。換言之，中央聲望可以提供順風，但無法取代地方組織與市政牛肉。政黨好感度同樣值得觀察。民進黨好感度為47.4%，國民黨為26.4%，民眾黨為21.6%，這反映受訪者在調查時對各政黨的情緒溫度不同。好感度不是投票意向，也不是席次預測，但它能顯示政黨品牌在選民心中的接受程度。地方選戰中，候選人若能與政黨形象形成加分連結，就能擴大動員；若政黨品牌受損，地方候選人則必須更依賴個人服務與地方經營。民眾黨與國民黨好感度微幅下滑，可能反映在野陣營近期議題操作、候選人協調或國會攻防對部分中間選民產生影響。不過，這類數據仍需搭配長期趨勢解讀，單月波動不宜過度放大。對在野陣營而言，真正問題不是一時起伏，而是能否在地方選舉中提出清楚替代方案。若只依賴反執政情緒，支持度容易受到中央民調變化牽動；若能在交通、住房、托育、財政與治安提出具體方案，就較能穩住地方選民。 52.2%民眾同意把縣市長選舉視為執政黨期中考，是這份調查中最具選戰意義的訊號。地方選舉理論上應聚焦地方治理，但台灣政治高度全國化，選民常會把對總統、行政院、立法院與政黨攻防的感受投射到地方選票。這對執政黨是一體兩面：若中央表現被肯定，地方候選人可受益；若物價、房價、治安、能源或兩岸議題出現壓力，地方選情也可能被連帶影響。期中考視角也會改變競選策略。民進黨候選人可能更強調中央地方合作、政策延續與資源整合；國民黨與民眾黨則可能聚焦監督執政、財政負擔、民生壓力與制衡論述。這不代表選民只看中央，也不代表地方議題不重要，而是中央議題會成為選民判斷候選人時的背景音。誰能把中央議題翻譯成地方生活問題，誰就更容易取得說服空間。經濟感受會是後續關鍵。若就業、薪資、物價、房貸與產業景氣維持穩定，執政滿意度較容易延續；若民眾感受到生活成本上升，滿意度可能很快被修正。選民對經濟的感受往往比總體數字更直接，股市上漲、AI產業榮景與出口亮眼，未必能讓租屋族、青年家庭與傳統產業勞工同樣有感。因此，各黨若想打動中間選民，必須提出更貼近家庭支出的政策語言。地方候選人的市政能力也會被放大檢驗。縣市長選舉不是單純政黨公投，選民仍會看候選人是否熟悉地方、是否有行政經驗、是否能處理交通、都更、社宅、長照、托育、治水與財政分配。政黨聲勢可以帶來起步優勢，但候選人若無法提出具體治理方案，支持者熱度就可能停留在空戰層次，難以轉化為穩定票源。這份民調也提醒媒體與讀者，解讀選情時應避免把單一民調當成結論。調查時間、樣本結構、題目設計、手機與市話比例、未表態者處理方式，都會影響結果。較負責任的判讀，應觀察多家民調的趨勢變化，並把地方候選人條件、政黨整合程度與投票率一起納入分析。民調提供的是當下切片，不是選舉結果。整體來看，9月台灣民心調查顯示執政陣營在全國層級取得相對穩定的民意基礎，但地方選戰仍充滿變數。民進黨需要把中央信任度轉化為地方治理可信度；國民黨需要證明自己不只是反對力量，也有地方執政方案；民眾黨則必須突破好感度與組織落差，讓第三勢力形象落地。九合一選舉若被多數選民視為期中考，各黨就不能只打候選人戰，更要回應人民對治理品質、生活成本與制度穩定的總體期待。作者：那麼
9/29 16:14那麼原站
雨聲裡的人生與人心
今年的這場連續雨水太豐富了也造成多處水災，讓筆者感觸良多，一時興起想分享出來。宋代蔣捷〈虞美人．聽雨〉云：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有人說，這是一首寫雨的詞；其實，它寫的是人生。少年時聽雨，聽見的是繁華；壯年時聽雨，聽見的是漂泊；晚年時聽雨，聽見的則是歲月。三次聽雨，三種境遇，短短幾十個字，便道盡了一生的悲歡離合。蔣捷身處宋亡之後的亂世，因此他的雨聲裡，不只有個人的愁緒，更有家國衰敗的滄桑。從少年風流到晚年孤冷，既是他的人生寫照，也是時代由盛而衰的縮影。古人寫雨，多半離不開愁。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是愁；李重元的「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也是愁。而蔣捷最動人的地方，在於同樣是聽雨，卻因年齡不同、處境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感受。雨沒有變，改變的是聽雨的人。而今筆者聽雨，雖沒有蔣捷亡國之痛，卻也有幾分憂思。這場雨已經下了半個月。水庫蓄滿了，固然是好事；但各地的淹水、農作物受損以及公共建設損壞，同樣令人憂心。災後復原需要龐大的經費，最終仍由全民共同負擔。令人感慨的是，補助制度原本是為了幫助真正受災的人，卻偶爾傳出有人明明沒有實際損失，仍設法申請補助。甚至還聽過有人得意地說：「政府的錢，不領白不領。」聽到這樣的話，心裡總有說不出的沉重。政府的錢其實不是政府的錢，而是納稅人的錢；補助也不是恩惠，而是社會互相扶持的機制。如果有人把它當成佔便宜的機會，如果審核只剩紙上作業而缺乏確實查核，那麼被浪費的不只是公帑，更是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信任。窗外的雨還在下。蔣捷聽見的是國破家亡的蒼涼；我聽見的，則是對這片土地的憂心。雨會停，水會退，災損終將修復；但願我們的良知與誠信，不會在一次次的補助與利益之間悄悄流失。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願那滴答不停的雨聲，提醒我們珍惜資源、敬畏公帑，也守住做人最基本的誠實。作者：李克
9/30 12:08李克原站
- #2026
- #吶喊廣場
「蔗」下不「廟」了！蔣萬安何以從藍營「母雞」淪為需要全黨救駕的「小雞」？
原本被視為藍營無可撼動的「共主」、穩坐連任大位且被寄予厚望問鼎2028大選的台北市長蔣萬安，如今卻在民調拉近的交鋒中，展露出疲態與失焦；反觀民進黨參選人沈伯洋，則以輕盈、詼諧且陽光的選舉節奏，形塑出一股跨越傳統藍綠對立的「洋流」。這場首都市長選戰的氣氛轉折，反映出台北中產階級對激進選風的厭倦，更徹底揭露了蔣陣營在戰略佈局與執政心態上的集體失控。曾經一片看好，何以至此？若從政治心理與選戰戰略剖析，蔣萬安的困境並非偶然，而是急功近利、驕傲自滿以及對市政與民心缺乏深刻理解下的必然結果。蔣團隊試圖將這次選戰拉升至藍綠對決的傳統極端，試圖藉由摧毀對手的人設、扣上極端標籤，甚至試圖與過去罷免狂潮的殘餘對立情緒相結合。然而，此等操作不僅沒能凝聚更多選民，反而踢到了硬塊。台北市是一個高度成熟、以都會中產階級為核心的理性社會。歷經數次政治動員與激烈對立後，市民對言語攻訐與烏煙瘴氣的側翼謾罵早已深感厭煩。不難看出沈看出此民心向背，順勢調整姿態，不再訴諸傳統仇恨動員，讓選舉回歸市政討論與選賢與能的本質。沈伯洋以幽默、接地氣的陽光路線，成功卸下了過往對抗的殺氣，甚至將這股輕鬆溫暖的選風一路南下引領至綠營傳統票倉，創造了跨越區域的加分效果。反觀蔣陣營與藍白高層，似乎完全忽視了選民對仇恨動員的集體厭倦。當對手已經擺脫舊有套路、邁向新時代的政治語境時，蔣萬安卻依然沉溺於網路上言語攻訐的迷幻藥丸中。甚至，近日發生的「棄甘蔗事件」，即為最具象化的政治象徵，恐成為壓倒選情的最後一根「甘蔗」。在傳統宮廟活動中，廟方與老人家將親手栽種、象徵「節節高升」與誠摯祝福的甘蔗敬獻給市長，這不僅是地方基層的溫情，更是本土文化與庶民信仰的寄託。然而，蔣萬安團隊卻在活動過後將這份象徵祝福的聖品隨意遺落於現場，最終由廟方撿回。儘管幕僚事後急忙以「疏忽」澄清，但這一細節所展現出的傲慢與漫不經心，早已在庶民心中留下了無法抹滅的傷害。這件事之所以引發如此巨大的道德論戰，甚至超越了對其治國能力的質疑，原因在於它精準地擊碎了蔣萬安長期以來小心翼翼維護的「溫和、有禮、接地氣」人設。相較於對手恭敬對待地方心意的態度，「棄甘蔗」成了蔣萬安脫離基層、無心細緻經營市政與人情的最佳寫照。隨著蔣萬安從引領藍營的「領航母雞」，淪落為需要全黨高層動員救駕的「失焦小雞」，這不僅僅是他個人選情的警訊，更是整套舊時代政治動員模式的衰亡宣告。首都市長的選情極具指標性與外溢效應。一旦蔣萬安在台北市的領先優勢持續被瓦解，其負面氣氛勢必將波及北部其他縣市的藍營選情。因此，對於一直被寄予厚望問鼎2028大選的蔣萬安而言，若連首都市政都處理得如此虛浮傲慢、若連基層選民的溫情都無法真心體察，即便最終勉強守住市長寶座，他也將在失去民心與誠信的過程中，逐漸喪失挑戰更高權力大位的正當性與底氣。民意如流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蔣萬安若無法從這場「甘蔗危機」與仇恨動員的泥淖中警醒，放下高高的姿態，重新以謙卑、誠懇的态度面對市政與市民，那麼這場因傲慢與急功近利引發的政治危機，終將成為其政治生涯難以跨越的絆腳石。作者：劍藏鋒
9/30 12:11劍藏鋒原站
- #2026
- #九合一大選
一位首投族的告白－我們剛滿二十歲，第一張選票投給能打貪的政府
今年11月將滿二十歲的我，身邊的朋友們都在興奮地討論著第一次拿到選票的心情，想像著我們能用這張票改變些什麼。然而，打開最近的新聞，看到的卻是中區國稅局高層收賄助逃稅、家裡藏滿巨額現鈔、坐擁豪宅豪車的離奇新聞。更荒謬的是，一般平民百姓賣房苦等五年沒拿到尾款、被迫解約拿回房子，根本交易沒有成功，卻被國稅局追繳高額稅金甚至開罰；還有被稱為「台灣愛迪生」的L博士案、萬年不死稅單等種種奇譚。看到連陳長文律師或前監委遇到稅務爭議都只能投降，我不禁感到脊背發涼。如果連懂法律的高手都招架不住，像我們這種剛要步入社會、準備獨立報稅的青年，遇到這種像土石流一樣的酷吏稅單，到底該怎麼辦？身為首投族，我心中有滿滿的震撼與憤怒，想向政府提出最真誠的質問：一、打貪絕不能只是割盲腸：國稅局高官涉貪絕非「個人操守個案」，而是嚴重的結構性犯罪。檢調就必須徹查到底，不能遇到高官就收手！二、別把人民當提款機：老百姓碰到不合理的稅單，走復查、訴願九死一生，還被維持原處分，求助「納保官」卻遇到保官不保民，最後只能找門路「脅商」花錢消災。人民的稅單，憑什麼變成貪官污吏的提款單？三、廢除制度性誘因的「稅務獎勵金」：過去甚至有人說「待遇不高不足以養廉」，這簡直不可思議！廉潔是公務人員的底線，怎麼能靠發獎金來「買不貪污」？這種績效獎金只會變相鼓勵酷吏濫課稅，讓無辜民眾變成被「抓交替」的冤魂。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那句著名的怒吼「國民正在受苦，你卻發財了！」（"The American people are suffering, and you are getting rich!"），正是我們這世代看到稅務貪官坐擁豪宅現鈔時，心裡最真實的吶喊。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每天為了房租、生活費與未來省吃儉用，認真工作、依法繳稅。我們不怕繳稅負擔國家責任，但我們害怕一個貪汙的共犯結構腐蝕國庫。身為首投族，我的關鍵訴求只有三點：一、徹查利益鏈：檢調應徹底刨除稅務機關與特定會計師勾結的貪腐根株。二、廢除沒有法源的稅務獎勵金：杜絕查稅績效與個人獎金掛鉤。三、救濟與納保真正獨立：切斷納保官「球員兼裁判」的陋習。國家要給青年希望，請先給我們一個公平、正義、不讓人恐懼的稅務環境。我們手中的第一張選票，將會投給能打貪的政府！作者：張乃云
9/23 16:16新公民議會原站
- #2026
- #吶喊廣場
全社會防衛韌性走到第二年，台灣開始把經驗帶到國際
9月19日上午，台北君悅飯店，賴清德在全社會防衛韌性國際論壇開幕式上宣布，由台灣發起的世界災害管理聯盟（World Alliance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WADM）正式成立。台灣上一次主動發起政府間國際組織，要回到1970年代初的亞蔬中心與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那是我國退出聯合國前後、外交處境最艱難的時期。55年過去，台北又做了一次。創始會員12個，其中11個是邦交國，含金量在哪裡？答案在名單的另一半。以觀察員或夥伴身分加入的，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德國、荷蘭、波蘭、土耳其與菲律賓的中央及地方政府與災防機構，成員合計涵蓋21國。這些單位加入一個由台灣發起的組織，看的是台灣手上有什麼。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2024年9月成立，總統親自擔任召集人，設定民力訓練、戰略物資、關鍵基礎設施、社福醫療避難、資通金融運輸五大主軸，到今年6月已召開第八次會議。3月的會議處理城鎮韌性整備與區域救災走廊，6月的會議提出高強度海上脅迫下補給作業的桌上推演成果，11個部會共同參與。過去萬安演習處理防空，民安演習處理災防，兩者在2025年整併為城鎮韌性演習。今年再往前一步，城鎮韌性演習與漢光演習結合，中央與地方的非軍事部門進入同一情境同步作業。中央聯合應變中心結合漢光42號電腦輔助指揮所演習，中央與高雄、屏東、新北、宜蘭及軍方共同參與，3,862人次投入，應處狀況865則。約2萬名後備軍人、近1萬名文職人員參與，城鎮韌性演習首度進行涵蓋1,700萬人口的行動網路降速演練，醫院演練地下替代醫療空間與水電氧氣備援，民生配售站實測米、油、鹽與桶裝瓦斯的配送。國家安全的討論範圍因此擴大：飛彈、戰機、軍艦決定一場衝突的走向，停電時醫院撐多久、手機斷訊後政府如何聯絡，同樣決定一個社會承受得住多少。中樞兩個字也有實體對應。內政部已在5個航空站與1個港口建置國際救援隊接待及撤離中心，目前正增列7處港口。國際隊伍進得來、物資運得動、傷患撤得出，區域救災走廊才成立。真正的資產在南投竹山。消防署訓練中心2010年啟用，基地面積109公頃，設有13類66種模擬實境災害搶救訓練場與49處實火模擬火點，設施依1比1比例仿真實災害情境建構。它的法源是《災害防救法》第16條，那部法律是921大地震之後訂出來的。這座訓練場已全面導入美國消防協會（NFPA）國際標準，取得NFPA 470化學災害搶救與NFPA 1020初級教官訓練認證，亞洲首座國際標準無人機考訓場也在建置中。到今年七月，已有58位菲律賓消防體系學員在竹山完成訓練。一個國家要主導國際組織，手上得有別人拿不到的東西。竹山就是那個東西。WADM首任秘書長由消防署長蕭煥章出任。蕭煥章是竹山訓練中心第一任主任，這條線橫跨十六年、三位總統。靠實體訓練場、國際認證與文官體系撐起來的組織，比一紙政治宣示耐用得多。論壇本身也有看頭。與會者包括美國白宮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與紐柏格（Anne Neuberger）、Anduril創辦人拉奇（Palmer Luckey）、菲律賓前國家安全顧問艾斯畢倫、立陶宛國防部前副部長戈德利奧斯卡斯、日本參議員滝波宏文，以及烏克蘭、芬蘭、歐盟與北約的專家，超過500人出席。博明在川普政府任內擔任副國安顧問，紐柏格在拜登政府任內負責網路與新興科技。兩人同台，回答了台灣內部長期存在的一個疑問：執政者把籌碼押在美國單一政黨身上。至少在韌性這個議題上，兩黨的人都來了台北。同日登場的IDEA 2026國際災害防救教育與行動論壇，把亞太與歐美的消防及災防訓練體系接起來，讓台灣的課程與認證被國際採認。這件事上不了頭條，卻決定竹山成為區域樞紐的速度。接下來的工程比今天難。WADM秘書處要編預算配人力，竹山升級要錢，NFPA後續認證要時間，21國聯合訓練要排程，7處新港口RDC要完工。這些全部回到立法院逐項說明、逐項審查。論壇的成敗看今天，制度的成敗看十年後，政府要證明的是後者。 WADM改變不了台灣整體的國際處境。它的價值在挑一個台灣確實領先的領域，做成別國需要的東西，再由台灣當召集人。這個邏輯，不依賴任何國家的施捨。全社會防衛韌性走到第二年，台灣開始把經驗帶到國際。作者：江諺行
9/24 08:10江諺行原站
- #2026
- #國際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誰授權？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李其澤近日撰文討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一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民主選舉、司法終審、不駐軍、保留必要自衛力量等制度構想。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王崑義則認為，既然台灣是民主社會，就不必急著拒絕討論。這兩種說法，一個談制度，一個談民主，看起來都很理性。但筆者認為，兩者都跳過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誰授權？李其澤當然可以研究一國兩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制度構想，這屬於他的言論自由。但一位學者提出的方案，什麼時候成了台灣方案？如果這只是個人的制度研究，當然可以談。可是如果稱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就必須先回答：台灣人民什麼時候同意把統一當成政治前提？這一步不能跳過。討論如果統一，台灣應該保留什麼，和討論台灣要不要統一，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前者可以是學者的制度推演，後者才涉及台灣人民對自己政治前途的選擇。如果第一個問題還沒有取得台灣人民的同意，就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的制度設計，那麼後面的民主、司法、防衛與自治安排，無論寫得多完整，都只是建立在一個尚未取得授權的前提上。近期中國涉台學者在香港的一場座談會上端出來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那就更嚇人了。不僅台灣的軍隊要被解散、武器收歸中央、解放軍派駐台灣，還要刑事追責「台獨」、進行「愛國法治教育」，甚至對台灣進行三到五年的「準軍事管制」等等。不過其實台灣學者和中國學者提出的方案，講直白一點，都算是某種程度的一廂情願。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自己對這場討論的說法，其實已經把問題講得很清楚。九月九日，國台辦回應相關討論時表示，祖國統一對台灣同胞而言不是選答題，而是必答題。九月十六日又表示，台灣同胞愈早、愈多討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愈能為自己帶來更多好處。既然統一已經被北京定義成必答題，那麼台灣現在被要求討論的究竟是要不要統一，還是統一以後怎麼安排？如果連統一都不是台灣人民可以選擇的問題，那麼這種討論還剩下多少真正的選擇？九月十六日，國台辦又表示，台灣前途命運只能也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決定。這和台灣社會所理解的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顯然不是同一套政治邏輯。所以今天真正值得問的，不是台灣敢不敢談一國兩制，而是誰決定台灣從哪裡開始談。如果統一已經是北京設定好的前提，台灣人民能不能先說：這個前提，我們沒有同意。王崑義認為，既然擔心北京的承諾不可靠，就應該透過法律文本、司法救濟、權力制衡和爭端解決機制，把承諾變成制度保障。這個方向當然可以研究。可是制度保障真正困難的地方，不是在雙方都願意遵守的時候，而是在雙方發生重大衝突的時候。如果中央與台灣對自治範圍發生爭議，誰最後裁決？如果中央認為台灣某項法律違反一國原則，誰說了算？如果台灣認為自己的自治權受到侵害，又由誰提供最後救濟？如果最後的裁判權仍然掌握在中央，那麼台灣所謂的高度自治，究竟是一項真正受到保障的權利，還是中央願意給多少、就有多少？這些問題沒有回答，光是把民主選舉、司法終審寫進制度構想，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且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現實：北京至今沒有放棄使用武力。在一方仍然保留武力選項的情況下，卻要求另一方先討論統一以後的制度安排，台灣人民要求先問清楚承諾如何保障、制度如何約束、發生爭議誰最後裁決，並不是拒絕理性，而是最基本的風險判斷。更何況，如果今天的理由是民主社會就應該可以談，那麼這個標準就不能只用在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可以談，台灣獨立為什麼不能在台灣自己的民主社會裡談？統一可以提出，台灣人民自己的政治方案為什麼不能提出？如果這些都可以，那麼最後的選擇權就必須回到台灣人民。如果只有北京希望台灣討論的方案可以被要求理性面對，其他政治選項卻被排除，那麼民主討論就變成了一個單向的要求。民主不是要求人民對每一個政治方案都必須談判。民主是人民可以討論，也可以拒絕。可以研究，也可以說不。所以，我並不是說一國兩制不能研究。學者可以研究，北京可以提出，台灣社會當然也可以討論。但研究一個方案，不等於接受一個方案；提出一個方案，更不等於取得台灣人民的授權。台灣的未來不是學者的作業，也不是北京出的考題。真正應該保留的，不只是討論一國兩制的自由，更是台灣人民拒絕把統一當成既定前提的自由。因為最後要回答台灣未來是什麼樣子的人，不是任何一位學者，也不是北京。是台灣人民自己。作者：洪昱睿
9/24 08:10洪昱睿原站
從AI「硬體製造大國」到「使用率躋身全球前列」！
近期一項數據顯示台灣生成式人工智慧在工作年齡人口中的使用率高達三成以上，不僅在全球百餘個經濟體中躍居前二十名，普及率甚至越過美、德等傳統科技強國的門檻。這項統計乍看之下令人振奮，宛如為這座科技島嶼頒發了一張名副其實的數位時代通行證，但如果我們將視角從單純的統計數字，轉向背後的基礎建設與社會結構，這份傲人的成績單其實投射出更深層的產業現實與轉型警訊。從基礎建設的觀點剖析，台灣能夠達成高使用率，首要歸功於極度健全且平民化的數位通訊基底。台灣擁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高速行動網路與極高的智慧型手機滲透率，使得「終端連線」的邊際成本降至最低，民眾幾乎毫無阻礙地跨越了使用 AI 工具的第一道實體門檻。更關鍵的是，台灣作為全球 AI 硬體供應鏈的心臟地帶，從先進半導體製造、伺服器組裝到邊緣運算設備，整個產業鏈都沉浸在人工智慧的話題與技術浪潮中。這種產業環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技術臨場感」，不僅讓科學園區與科技業從業人員成為率先將 AI 工具導入日常工作的先鋒，更藉由高密度的職場網絡，迅速將這股數位工具的使用習慣擴散至廣大的白領階級與一般大眾。然而，在高普及率的光環之下，我們必須冷靜地審視台灣在「AI 軟體與資料基礎建設」上的先天失衡。民眾高頻率地使用 AI，絕大多數是建立在美國巨頭開發的大型語言模型之上，例如 OpenAI 的 ChatGPT 或 Google 的 Gemini。這意味著我們雖然是全世界最勤奮的「使用者」與「硬體製造者」，但在最核心的「軟體算力基礎設施」與「本土化大模型」上，我們依然高度依賴外部輸入。台灣缺乏本土大規模資料中心與原生的巨型語言模型，這導致我們在產業數位化的推進過程中，潛藏著資料主權、語境偏誤以及高額授權費用的風險。當眾人都在手機上流暢地下達指令、生成企劃書時，我們實際上是在外國企業搭建的數位地基上進行高樓大廈的建造，這種基礎建設上的「軟硬失衡」，正是高使用率背後難以忽視的虛浮感。此外，使用率的飆升也揭示了台灣職場結構中，人力的實質數位賦能與隱形焦慮。現代白領階級面對日益龐大的資訊量與高壓的工作節奏，主動尋求 AI 作為自動化與效率提升的輔具，這種自發性的學習能力固然展現了台灣勞動力的韌性，但也凸顯出企業內部數位轉型政策的滯後。許許多多工作者是在企業缺乏系統性 AI 培訓與資安規範的狀況下，自行「帶槍投靠」、私下使用生成式工具來解決工作難題。這種自下而上的工具普及，固然撐起了龐大的使用率數字，卻缺乏嚴謹的企業級資料安全治理與長遠的組織變革規劃，一不小心就可能讓靈活的數位應用演變成企業資訊安全的隱憂。欲將這股「高使用率」的優勢轉化為真正的國家競爭力，我們不能止步於為全球前二十名的排名喝采。政府與產業決策者必須看清，硬體製造的強項與消費端的熱絡，並不等於擁有了數位時代的主導權。我們迫切需要將資源投向 AI 基礎建設的補強，這包括建立符合在地文化與法規數據的本土資料庫、算力基礎設施的公共化，以及制定出能夠保護資安卻又不妨礙創新的法規環境。同時，企業也應從「員工個體使用」提升至「組織架構重組」，將 AI 工具深度嵌合進產業價值鏈的升級之中，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幫忙寫郵件或做簡報的初級輔助。因此，我們唯有將這一波高漲的民進使用潮，轉化為深耕軟體基礎建設與產業制度轉型的動力，台灣才能真正從「AI 供應鏈的製造者」與「他國工具的重度使用者」，蛻變為擁有自主科技韌性的數位強國。作者：風林火山
9/25 09:13風林火山原站
- #2026
- #世代
民進黨中評會開除18名違紀參選人：2026地方選舉黨紀、派系整合與基層裂痕深度分析
民進黨中評會一次開除18名違紀參選人，顯示2026地方選舉已從提名協調進入組織整肅階段。這項處分表面上是黨紀問題，實際上牽涉政黨提名權威、地方派系利益、基層支持者分裂，以及執政黨如何在多線選戰中維持動員效率。對任何政黨而言，違紀參選都不是單純個人選擇，而是可能衝擊整體布局的政治變數。民進黨中評會依據提名辦法與紀律規定，認定退黨參選或違紀登記屬情節重大，因此作出除名決議。從政黨治理角度看，這是維持提名制度的必要手段。若黨中央提名後，落選者或不服協調者仍可自行參選，政黨初選與徵召就會失去約束力。長期下來，黨內競爭會變成各自表態，組織動員也會被候選人個人利益切割。但強硬處分也反映地方選舉的深層矛盾。地方政治不像中央選舉只靠政黨品牌，候選人的人脈、服務網絡、派系關係與長期經營都很重要。當地方人物認為自己有勝選機會，卻未獲提名，脫黨參選就容易發生。邱建富投入彰化縣長選戰，陳怡君以無黨籍參選台北市議員，都顯示地方政治人物未必完全接受黨中央安排。這種衝突的根源，是政黨提名必須同時處理勝選機率、派系平衡、社會觀感與黨內忠誠。黨中央若只看民調，可能忽略地方組織；若只顧派系協調，可能引發公平爭議；若處理速度太慢，又會讓落選陣營另起爐灶。因此，違紀參選往往不是處分當天才爆發，而是在提名制度、溝通過程與政治互信中逐步累積。民進黨此時採取高規格處分，目的在於切斷模糊空間。對內，它提醒黨員必須服從提名結果；對外，它向支持者傳達選票集中訊號。尤其地方選舉常見小差距勝負，若同陣營出現多名候選人瓜分票源，就可能改變結果。從選戰管理角度看，黨紀處分是降低分裂風險的工具。不過，開除黨籍無法自動解決選票分裂。地方支持者未必完全跟著黨紀移動，有些人支持的是候選人本人，不是政黨標誌。若遭除名者仍有地方基礎，處分反而可能讓支持者產生委屈感，甚至形成反彈動員。政黨要避免裂痕擴大，不能只靠紀律裁罰，也要提出更有說服力的提名理由與整合安排。對民進黨來說，這次處分也有政治形象考量。執政黨面對2026地方選舉，本就承受中央執政包袱、地方派系競爭與在野整合壓力。若黨內違紀參選擴散，會讓外界質疑組織失控。中評會快速開鍘，能展現紀律，但也會讓外界看見內部協調並不平順。這是一體兩面的政治訊號。從民主政治角度看，政黨有權維護提名秩序，參選人也有依法登記的自由。兩者並不衝突。被除名者仍可作為無黨籍候選人接受選民檢驗，政黨也可依內規處理黨籍。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政黨提名程序是否透明、協調是否充分、黨紀標準是否一致。如果標準清楚，處分較容易被社會理解；若外界認為因人設事，爭議就會延長。地方選舉的殘酷之處，在於它會把政黨平時沒有處理好的矛盾全部放大。中央黨部希望整齊作戰，地方人物追求政治生存，派系期待資源分配，支持者則在政黨認同與人情服務之間拉扯。中評會開除18人，代表民進黨選擇以紀律先行，但後續仍要面對地方整合與票源回流問題。這次事件也提醒各政黨，2026選戰不只是藍綠白競爭，也包含各黨內部治理能力比拚。能否建立可信的提名制度，能否在初選後修補裂痕，能否讓落選陣營接受整合，將直接影響選舉結果與長期組織健康。黨紀處分是最後手段，不應取代事前溝通。民進黨開除18名違紀參選人，短期有助確立提名權威，長期則要看是否能把裂痕轉化為整合。若黨中央只完成處分，卻未處理地方不滿，選票分散風險仍會存在；若能同步說明提名邏輯、補強地方協調、維持標準一致，這次鐵腕處分才可能成為組織穩定的起點。2026地方選舉真正考驗的，不只是候選人實力，也包括政黨能否在紀律與包容之間取得平衡。作者：墨觀
9/25 09:18墨觀原站
銀行房貸額度緊繃排到2027年：72-2限制、央行管制與中古屋市場流動性危機解析
銀行房貸額度持續緊繃，讓台灣房市從價格問題進一步走向流動性問題。央行雖然維持利率不變，並放寬部分第二戶房貸成數，但市場真正感受到的是銀行端審核變嚴、利率走高、撥款時間拉長。當部分銀行排撥期程已延到2027年，購屋族面對的不只是買不買得起，而是即使核貸通過，也未必能在合約期限內順利拿到錢。這波壓力的核心，來自銀行資金與法規水位雙重限制。銀行法第72條之2要求商業銀行住宅建築與企業建築放款，不得超過存款及金融債券總額的三成。這項規定原本是為避免銀行授信過度集中在不動產，降低金融體系風險。然而當房貸需求、預售屋交屋潮、新青安貸款與一般自住房貸同時擠進銀行體系，額度就會變成稀缺資源。央行放寬第二戶房貸成數，看似對換屋族釋出善意。以2500萬元房屋為例，第二戶成數從6成提高到7成，理論上可少準備250萬元自備款。但問題在於，成數放寬不等於銀行一定有錢可貸。若銀行內部水位仍高、流動性壓力仍大，買方仍可能遇到利率提高、條件加嚴或排隊等撥款。這就是市場所說的「看得到，吃不到」。中古屋市場受到的衝擊尤其明顯。預售屋交屋通常涉及建商分戶貸款與整批案件，銀行較容易事前掌握；中古屋買賣則高度依賴單筆房貸是否如期撥款。若買方貸款延後，賣方可能無法準時收款，換屋族更可能卡在「舊屋賣款未入帳、新屋尾款要支付」的時間差中。資金鏈一旦拉長，交易信任與成交意願都會下降。換屋族是這波政策夾縫中的典型受壓族群。政府希望打擊投機與多屋炒作，但實質換屋者常因家庭人口增加、學區、通勤或照護需求而換房。央行提供先買後賣協處機制，要求借款人在期限內出售原屋並清償原房貸，方向合理；但若銀行實務上仍因額度不足而延後撥款，政策美意就會被執行瓶頸抵銷。真正需要處理的是投機與自住需求如何精準區分。房貸利率走高也讓購屋負擔加重。央行沒有升息，不代表民眾利息支出沒有增加。銀行可透過提高加碼利率、降低成數、縮短寬限期或要求更高收入比，達到實質緊縮效果。當首購利率中位數升至2.6%，第二戶利率逼近2.9%，購屋族每月負擔與總利息都明顯上升。對薪資成長有限的家庭而言，這比政策文字更有感。銀行的保守並非毫無理由。房貸是長天期授信，一旦不動產放款比重過高，銀行資產負債結構會變得僵硬。若未來景氣反轉、房價修正或失業率升高，過度集中於房地產的授信將增加金融風險。監理機關要求銀行控管水位，本質上是金融穩定政策，不是單純打壓購屋需求。問題在於，總量控制若缺乏精準排序，就可能誤傷自住與換屋需求。目前市場最需要的是信用資源分流。首購、自住、實質換屋與弱勢安居，應優先取得穩定房貸管道；投資型、多屋族、高槓桿購屋與土建融，則應承擔更高資金成本與更嚴審查。若所有需求都擠在同一個房貸池中，銀行自然會優先選擇低風險、高資產或建商關係戶，一般買方反而被排擠。這會讓政策原本想保護的自住族最先感到痛苦。建商也必須調整策略。過去預售市場仰賴買方可順利取得高成數貸款，交屋潮一來，若銀行額度不足，買方違約、解約或延遲交屋風險就會升高。建商若仍以過去銷售節奏推案，卻未充分考量買方貸款不確定性，就可能累積交屋糾紛。未來建案銷售應更重視客戶財務條件、銀行合作量能與交屋期程安排。買方也不能只看房價與總價，更要把貸款時程納入合約風險。簽約前應先確認銀行是否願意承作、預估撥款時間、利率條件、是否有排撥，以及若延後撥款是否會違約。購屋契約若未對貸款遲延留下彈性，買方可能在非自身信用問題下仍承擔違約責任。房市進入資金緊縮期後，現金流管理比議價更重要。政府與央行接下來應避免政策訊號混亂。一方面要壓抑投機與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又要協助自住與換屋，兩者必須靠更精準的工具達成，而不是只靠總量緊縮。若銀行端只剩排隊、加價與挑客戶，房市會從過熱走向流動性不足，交易量萎縮後，價格未必立即大跌，但市場將更難成交，民眾也更難規劃人生重大決策。銀行房貸額度緊繃，反映出台灣房市已進入新階段。過去大家關心的是房價會不會漲，如今更重要的是資金能不能到位。當貸款排撥延到2027年，房市交易不再只是買賣雙方談好價格即可完成，而是要通過銀行額度、監理規範與資金流動性三重關卡。未來房市若要穩健發展，必須讓信用資源更精準流向自住需求，同時降低投機槓桿。否則，限貸壓力不只會凍結中古屋買氣，也會讓換屋族、首購族與建商一起承受長期流動性緊縮的代價。作者：新公民議會
9/25 09:23新公民議會原站
走出「台大法律」傳統框架：沈伯洋掀起「洋流」旋風，如何傳承陳水扁的綠色執政魄力對決蔣萬安四年平庸？
回顧民進黨在台北的執政史，陳水扁曾以雷厲風行的改革魄力奠定「綠色執政，品質保證」的市政標竿，為這座城市注入空前的行政效率；相形之下，蔣萬安四年執政卻深陷保守看守與平庸無為的泥淖。沈伯洋如今掀起的「洋流」旋風，不僅展現與柯文哲本質相異的價值堅持，更承接了民進黨勇於破舊立新的治理基因，為停滯已久的首都帶來結構性翻轉的可能。「台大法律」光環下的異數：學者沈伯洋的非典型切入：長年以來，台北市長選舉始終籠罩在名門法政菁英的光環之中。台大法律系出身的政治人物多次登上首都乃至國家領導大位，其群體更曾在民間被戲稱為壟斷政局的「禍國殃民系」。然而，代表民進黨出征的沈伯洋，其政治進程卻與過去任何一位候選人截然不同。他既非典型辯護律師，亦未走過傳統基層民代逐級爬升的體制階梯，而是帶著長年投入犯罪學研究、資訊戰防禦以及黑熊學院推動的「民防與社會韌性」（"Civil Resilience"）論述切入公共領域。對他而言，台北不僅是一座追求傳統硬體建設的經濟中心，更是民主防衛的最前線與資訊樞紐，這讓他的政策主張跳脫了傳統工務建設框架，轉向數位治理與首都風險防護。綠色執政的改革典範：陳水扁的實幹氣魄對比蔣萬安的四年平庸：檢視歷任市長的施政軌跡，陳水扁主政台北時期的表現，正是民進黨「綠色執政，品質保證」最鮮明的歷史註腳。當年陳水扁以雷厲風行的鐵腕作風，大力改變台北市政：推行公務機關櫃檯降低打破高高在上的官僚威權、強力掃蕩八大行業與賭博電玩、嚴格整頓公車與交通秩序，更在重重工程難關與政治雜音中排除萬難，順利通車台北第一條捷運木柵線。這套標舉效率、清廉與執行力的現代治理模式，徹底刷新了市民對首都政府的期待，至今仍是台北城市進化的黃金標準。即使是作風備受爭議的柯文哲，透過拆除忠孝橋引橋重現北門風華，並以西區門戶計畫與公辦社會住宅擴充市容想像。然而，到了蔣萬安主政的四年期間，市政風格卻出現嚴重斷層，屢遭外界批評為「保守空轉」與「無所作為」。這段期間既無陳水扁當年大刀闊斧的開拓氣魄，也未留下任何具備前瞻意義的原創政策。細數其主打的施政亮點，大巨蛋的完工啟用與後續營運爭議，本質上是收尾前朝留下的陳年舊案；捷運環狀線的推進僅是既定工期的被動落實；而加碼育兒津貼等措施，更被質疑為缺乏長遠配套的撒幣思維。在面對都更牛步、青年人口外移與城市競爭力下滑等結構性危機時，蔣市府往往採取風險趨避的「剪綵與看守」態度，導致四年任期未能在台北的都市進化史中留下實質印記。「洋流」對比「柯文哲旋風」：承接綠色執政魄力的新時代巨浪正是因為首都治理陷入長期缺乏願景的平庸狀態，近期在政壇引發熱烈討論的沈伯洋「洋流」，更顯得具有衝擊力，也不免常被拿來與2014年的「柯文哲旋風」相互對照。兩者最顯著的共通點，在於同樣以體制外的非典型風格打破既有藍綠板塊，善於運用新媒體語言引發廣泛共鳴，精準承接了年輕世代與中間選民對現狀停滯的不滿。但在政治本質上，兩者卻大相逕庭。當年的柯文哲以「超越藍綠、素人科學」為號召，企圖用去意識形態的技術官僚視角消解政治對立；沈伯洋的「洋流」則從未迴避價值選擇，其聲量根植於鮮明的民主主權防禦與公民意識凝聚。沈伯洋將焦點放在全民動員、數位安全與主權韌性，而非模糊政黨分界的技術口號。沈伯洋不僅繼承了民進黨自陳水扁以來敢於打破常規、強力革新市政的治理魄力，更將這份綠色執政的品質堅持延伸至數位與防衛領域。在蔣萬安四年平庸守成的鮮明對照下，「洋流」能否突破台北長年的結構鐵板，將是這座城市能否重拾治理雄心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轉折。作者：寧為渣
9/26 08:10寧為渣原站
沈伯洋參選台北市長深度解析：洋流效應、蔣萬安現任優勢與2026台北選戰關鍵因素
沈伯洋投入台北市長選戰，讓這場原本被視為現任市長連任布局的選舉，迅速轉向高度議題化與網路動員化。民進黨徵召沈伯洋，不只是推出一名候選人，更是在台北這個政治象徵性極高的城市，嘗試以非典型政治人物重塑選戰語言。沈伯洋能否突破傳統政黨框架，不只取決於聲量，而是看他能否把國安專業、年輕動員與市政治理整合成可信的城市方案。沈伯洋的最大特色，是他並非傳統地方派系出身。他的背景橫跨學術、犯罪學、民防教育、認知作戰研究與立法院問政。這讓他在政治形象上有別於一般縣市長參選人，也使「洋流」成為支持者容易辨識的動員符號。對部分年輕選民、高知識族群與本土陣營支持者而言，沈伯洋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政治風格：更重視風險預判、資訊安全、城市韌性與公民參與。不過，台北市長選舉不同於全國性議題攻防。台北選民對市政管理的要求很高，交通、都更、社宅、托育、長照、食安、人行安全、消防救災與財政效率，往往比抽象政治立場更能左右中間選民感受。沈伯洋若要擴大支持，就必須讓選民相信，他不只懂國安，也懂市政；不只會揭露風險，也能提出行政解方。這正是沈伯洋選戰的第一個關鍵：從「國安專家」轉型為「城市治理者」。他若持續把認知作戰、民防與城市韌性結合，並延伸到災防、食安、校園安全、資安防護與緊急應變，就能把自身專業轉化為市政語言。反之，若被對手框定為只談抗中、只談意識形態，選戰空間就會被壓縮。第二個關鍵是台北基本盤。台北長期具有藍營與中間保守選民較強的結構特徵，國民黨在地方組織、里鄰網絡與傳統支持者動員上具有深厚基礎。蔣萬安作為現任市長，擁有市政資源、曝光穩定度與施政延續性。沈伯洋作為挑戰者，必須同時完成綠營整合、青年動員與中間選民拓展，任何一端不足，都會讓選戰陷入天花板。第三個關鍵是陸戰。沈伯洋的空戰能力強，社群討論度高，支持者願意自發傳播，但台北市長選舉仍需要里鄰組織、議員合作、地方社團、商圈、家長會與社區網絡。台北市各區差異很大，大安、文山、內湖、松山、信義、中正、大同、萬華與北投的選民結構不同，議題感受也不同。候選人若只靠全市型口號，很難深入地方需求。因此，沈伯洋需要把「洋流」從網路符號變成地面組織。支持者自拍、同框圖卡與線上動員可以創造聲量，但最後仍要轉化為市場拜票、社區座談、議題志工、里鄰回饋與投票日催票。地方選舉最殘酷之處，是網路熱度未必等於投票轉換率。空戰帶來能見度，陸戰才決定能否落地。第四個關鍵是蔣萬安的現任優勢如何被檢驗。現任者通常能透過施政報告、建設進度、活動出席與市政資源保持曝光。蔣萬安若能把捷運、社宅、招商、體育賽事、交通改善與城市安全轉化為具體成果，就能維持穩定形象。沈伯洋若要有效挑戰，不能只批評市府，而要指出哪些問題被延誤、哪些制度需要改、哪些預算使用不符合市民期待。第五個關鍵是中間選民。台北市民政治意識高，但也常重視候選人的理性、穩定與行政能力。沈伯洋若要突破核心支持者圈層，就必須降低外界對其「只有戰鬥性」的印象，展現可協調、可執行、可管理大型城市的能力。這包括財政規劃、局處用人、跨區交通、都市更新、青年居住與高齡照護等細節。從選戰觀察角度來看，近期民調訊號呈現不同面向。早期民調顯示蔣萬安領先幅度較大，後續部分報導則指差距有變化。民調可以反映階段氣氛，但不能替代組織實力、投票率、候選人攻防與突發事件判斷。對讀者而言，更值得追蹤的是趨勢、交叉分析與未表態選民，而不是單一數字。沈伯洋參選的政治意義，也不只在個人輸贏。民進黨長期在台北市面臨基本盤與中間選民拓展困境，若沈伯洋能提出具備辨識度的城市論述，並吸引過去不積極參與地方選舉的年輕族群，就可能改變綠營在台北的競選模式。即使選戰結果仍取決於多重變數，這種「議題型候選人」的實驗，已經讓台北市長選舉更具全國指標性。沈伯洋面對的挑戰很清楚：要把高聲量變成高信任，把國安語言翻譯成市政方案，把網路動員轉化為地方組織，把核心支持擴展到中間選民。蔣萬安則必須持續證明現任治理成績能回應市民需求，而不是只靠既有結構。這場選戰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誰的聲量一時較高，而是誰能讓台北市民相信，未來四年的城市治理有更清楚、更穩定、更可執行的方向。作者：林凱西
9/27 07:39林凱西原站
論川習會的政治意義
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表示，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時明確表示，北京幫助伊朗是不可接受的。幾週前美方就非常明確告訴對方，向伊朗提供的任何幫助，無論情報、零部件還是軍事裝備，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川普此次會面再次明確表達了這一點。習則要求川普反台獨。可想而知，彼此貌合神離，因為台灣與伊朗對於美、中雙方都有重大戰略意義。美國需要台灣的軍事屏障與高端晶片，中國則需伊朗的石油資源，雙方如何肯各自退讓？ 9月24日白宮舉行川普宴請習近平的國宴時耍花招，當賓客入場時，現場豎琴演奏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這首歌最早由台灣歌手陳芬蘭於1973年演唱，後來鄧麗君的版本廣為流傳。只是為何不是演奏中國歌曲？雖然這首歌是入場時的背景音樂，不是晚宴主舞台正式演唱的歌曲，但正式表演時，則演出音樂劇《悲慘世界》的〈One Day More〉，另有美國男高音 Christopher Macchio，以及美國陸戰隊、陸軍樂隊與合唱團演出。這個選曲確實很有意思——9月24日距離中秋節很近，所以白宮方面是否只是為了中秋氣氛而選曲，目前沒有公開證據能證明另有政治含義。《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否代表川普的心，不得而知。《悲慘世界》的〈One Day More〉，中文常譯作「再等一天／明日再說」，其實更有意思，因為它不是單純一首抒情歌，它的核心意思是：每個人都在等待明天，而明天將決定自己的命運。在劇情中，不同人物對「明天」有完全不同的期待：革命青年：等待明天的起義，希望改變法國的政治與社會。https://www.facebook.com/share/v/1Gcx71YTsw/ 書中人物的對話如下：馬呂斯：面臨革命與愛情的抉擇。柯賽特與馬呂斯：期待愛情能有未來。尚萬強：擔心自己的身分與柯賽特的未來。賈維爾：等待革命爆發，準備鎮壓。泰納迪耶夫婦：則盤算如何從混亂中獲利。所以最後大家唱著「One day more」，其實形成一種非常強烈的戲劇效果：同一個「明天」，每個人想像的未來卻完全不同。如果把它放到您問的川普—習近平晚宴情境來看，就更值得注意：白宮選擇在這種高規格國宴演出〈One Day More〉，可以有很多文化上的解讀，但不能僅憑選曲就推定是在向習近平或中國傳遞某個政治訊息。最直接的文化意義，仍然是《悲慘世界》本身所表達的「等待明天、命運即將揭曉」。這首歌之所以震撼，正是因為它最後把所有人的聲音疊在一起：革命、愛情、權力、恐懼、希望——全部指向同一個「明天」。總之，川習會的政治意義非比尋常，川普可能有意向習近平暗示什麼，是否希望美、中兩國攜手合作，締造世界和平與繁榮，或是希望中國也能實施自由與民主，或是兩者都有？作者：鄧鴻源
9/28 07:35原站
對獨裁退讓換不來安全保障：談韓國與台灣的「和平幻想」
南韓總統李在明近日表示美國可放寬對北韓制裁，作為換取北韓凍結核武計畫的條件。這番言論宣告南韓不再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而對北韓擁核一事妥協讓步。無獨有偶，此種「對獨裁者妥協退讓來換取和平」的論調，與台灣藍營長期主張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等北京提出的政治框架來換取台海安全的訴求驚人地相似。兩者都奠基於一種既天真又荒謬的假設：向獨裁政權妥協退讓可以換來和平與安全。這種邏輯的最大盲點，在於忽略獨裁政權最看重的是「政權的延續」，而軍事威脅是其對外勒索資源的最佳工具。回顧歷史，北韓往往於國際社會「放寬制裁或提供經濟援助」換取其核凍結時，轉頭便重啟核試驗；而中國在馬英九總統力推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外交休兵執政期間，對台灣進行的軍事和外交空間打壓仍不絕如縷。顯見獨裁政權從不將他國的「妥協退讓」視為約束，而是當成壯大自身實力與削弱他國防線的天賜良機。李在明期待放寬制裁能「凍結」北韓核武擴張，藍營主張承認北京設定的政治前提來換取和平，此兩主張都將自身安全寄望於獨裁政權可恣意給予及收回的「善意」上，如此退讓屈從的姿態，無異向勒索者雙手奉上贖金，只會讓獨裁政權一再提高喊價、予取予求，帶來更多更大的威脅。無論是南韓還是台灣，面對虎視耽耽的獨裁政權，綏靖屈服無法帶來和平，唯有強化自身的威懾實力與防衛決心、鞏固與民主盟友間的合作，才能嚇阻獨裁政權進犯的妄念，真正獲得長治久安。作者：王昱培
9/28 07:30原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