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度是一點點升高的 需要繁瑣重複的儀式 - 禁聞網

來源: 大將潘鳳 作者: 大將潘鳳 傍晚的風從迴廊里穿過，像有人把一頁未落款的紙輕輕托起。林黛玉掮著小鋤，裙擺擦過草尖......她不向天啟示，也不求人作保：花、囊、土、淚，四件薄物排好，心裏那點沉默就有了歸處——「花謝花飛花滿天……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抔凈土掩風流。」這是安放：把感覺做成儀式，讓此刻自成其義。在黛玉這裏，「愛」是三件事：感知（我被你觸到），承諾（我把自己押給這感覺），見證（這份押注由誰說了算）。在我們這邊，愛通常被當作兩個人的事。但是，人會遲疑、會修辭、也會撒謊。所以，我們要把感覺外化，做成一連串可復演的小程序——遞物、對座、回眸、沉默的次序——讓對方看懂，再把當下放安穩。這就需要一整套的儀式。把儀式視覺化，甚至表演化，就成了大家熟知的「儀式感」。晚近的「自由戀愛」，其實正是把這種在世的安放寫成現代主體的姿勢。愛，是一整套社會—審美—倫理的秩序。到了現代，張愛玲把大觀園換成了客廳：簾再落一寸，光線就輕柔了；椅腳輕挪半步，體面就有了；杯沿朝你那側旋迴一點，暗示已經給到了......她筆下的承諾是低聲的——今晚過得去——不是喊給世界聽的「永遠」，而是一次一次走對的小程序。此時無聲勝有聲，看懂遠勝於聽見。所以，「重視儀式感」，源頭就在《紅樓夢》，因為目的是反覆自證。不必求第三方，只要彼此的懂。但西方的路數從一開始就不同：愛從來就是三方的事——兩個人，加一位第三者，先是上帝，後來是制度。語言自帶一種「施為」的傳統：在合式的場景里，說出就生成，婚禮上的「I do」並不是描述，它是行動本身。於是，宣告天然帶著發誓的重量，撒謊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1983《天主教法典》1057條明確規定：「婚姻由當事人依法表達的同意所成立；此同意任何人力不可替代。」先有「同意」，婚姻才被視為生效。更早的特蘭託大公會議 Tametsi 又把「私下婚約」推進公開次序：告示、司鐸、見證人，使誓言有了可驗證的場所。英格蘭在簡·奧斯汀的時代，更把路徑分成「告示—普通許可證—特別許可證」。所以，簡·奧斯汀讓愛先進句法，再進心房。《傲慢與偏見中》，達西第二次求婚，所有的表達都像在盟約：「You are too generous to trifle with me… If your feelings are still what they were last April… one word from you will silence me for ever.」（「你太寬厚，不會拿我開玩笑……如果你的感情仍同去年四月一般……你只要一句話，我便永遠不再提起。」）那句「silence me for ever」像一條簽字線被推到她指尖。 伊麗莎白的回復也非常清晰：「She gave him to understand that her sentiments had undergone so material a change.」（「她讓他明白，她的感情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這裏的幸福，靠的是承認—收回—再提親的程序閉合：被聽見以及被允許，先於一切溫柔。所以，中國女性為什麼這麼重視儀式感？因為我們的愛情，通常是兩個人之間的事：見證在彼此的懂里，不靠他證。西方則是一種三方關係——兩個人與神（或後來的法律）同場；一句宣告近似發誓。第三者在場讓語言自帶約束、讓承諾自帶回聲，你甚至還未抬眼，那句話已經先在制度里成立了。愛情的感知完全相同，見證機制完全不一樣。在我們這裏，要試探，要拉扯，要迂迴，要表現......因為溫度是一點點升高的，所以需要繁瑣重複的儀式讓你我都能看懂；而那邊，只要一句話就夠了，因為你的單方宣告，已經以神為證。而這一切，早在《紅樓夢》的花影里就寫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