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歡迎同志，直到他們開始做愛： 蔣萬安市府的「多元友善」

10 月 3 日下午，台北市警察局萬華分局持搜索票進入西門町 BDSM 酒吧 Commander D.。警方聲稱，曾接獲多次妨害風化檢舉，經蒐證、檢察官指揮並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後執行搜索。最後包括負責人與消費者在內共 52 人被帶回，負責人依妨害風化罪嫌移送，其餘人員則依涉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警方也將現場有人裸體、使用過的保險套等列為查緝所見的「跡證」。

搜索過程中的粗暴作法，讓事件迅速延燒。有現場民眾指控，警方要求所有人蹲下、限制使用手機，負責人被上銬後還被要求跪下；員警更對一名身障者說「殘障也可以做愛？」。萬華分局起初否認羞辱身障者，隔日現場音檔曝光，才改口承認員警「確實有言行不當」，並予行政懲處。

過去二十多年，台北是台灣最積極以「同志友善」塑造形象的城市。台灣第一個由政府編列預算主辦的同志活動在這裡出現，第一屆同志遊行從這裡出發，西門紅樓也被市府當作向國際觀光客推介的同志地景。

Commander D. 事件的政治意義在於，凸顯出這段三十年同志城市史的折返：從警察治理同志空間，到市政府承認同志公民，如今又走回警察搜索與「妨害風化」。

1997 年的常德街

很長一段時間，新公園（現在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是台北男同志最重要的聚集空間之一。那是沒有 Grindr、同志酒吧也難以公開存在的年代，公園、戲院與公廁，串起男同志相遇、交友、發展情慾關係的城市網絡。

1997 年 7 月 31 日的「常德街事件」，後來成為台灣同志運動反覆追憶的事件。警方在新公園周邊大規模攔查，四十多人被帶回警局，有人被要求拍照、登記資料，甚至被威脅通知家人。國家文化記憶庫今日將此事記載為「警察對男同志不當臨檢」，視為國家公權力打壓同志的代表事件。

Commander D. 事件因而讓人產生強烈的既視感。兩起相隔近 30 年的執法，竟共享了同一套觀看城市空間的方式：有些地方聚集了特定的人、特定的身體與特定的性，就特別容易被指認為治安問題。

從被警察盤查，到成為「同志公民」

2000 年，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林正修擔任民政局長期間，市府開始舉辦「台北同玩節——同志公民運動」。市府明確稱其為「台灣目前唯一由官方編列預算主辦的同志活動」，目標在推動同志平權。林正修以民政局長身分站到台前參與，放在今天不過是一般性平政策，二十多年前卻是相當鮮明的政治表態。

2003 年，第四屆同玩節舉辦了台灣第一次同志大遊行，由北市民政局主辦、同志諮詢熱線承辦。隊伍從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出發，走過衡陽路，抵達西門紅樓，時任市長馬英九在終點上台致詞。

到了 2026 年，台北早已不缺「同志友善」的象徵：彩虹旗、同志遊行、紅樓商圈、同性婚姻，政治人物出席同志活動也不再有多少政治風險。同志身分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納入主流城市生活。沒有一起被承認的，是那些不符合婚姻、家庭與穩定伴侶想像的性。

同志可以結婚，性還是可疑

Commander D. 是 BDSM 酒吧。裸體、BDSM、偶遇、多人性關係的可能，以及陌生人之間不以成家為目的的情慾，都與同婚運動最容易被社會接受的「兩個相愛的人想組成家庭」相距甚遠。警方對外說明案情時，也特別強調現場有人裸體、找到使用過的保險套。

Gayle Rubin 四十多年前提出「性階序」，批判的正是這種把性實踐分出高下的社會秩序。婚姻、單偶、穩定伴侶、家庭內的性被視為正當；偶遇、多人、BDSM、商業性空間，以及沒有生殖或家庭目的的性，則更容易被認定為危險、骯髒，甚至招來醫療、法律與警察的干預。

同婚合法化消除了同性伴侶被排除在婚姻之外的不平等，卻沒有讓所有同志的性都獲得同樣的正當性，反而讓界線更清楚。一對男同志走進戶政事務所，國家用配偶、家庭、公民這些正面詞彙來識別他們；同樣的男同志走進 BDSM 酒吧，脫掉衣服、和陌生人發展性關係，認識框架很快換成妨害風化、社會秩序、蒐證與搜索。

Commander D. 事件顯示了台北同志友善的邊界。過去整體被視為異常的同性戀，一部分被納入公民、婚姻、家庭、消費與城市形象，另一部分仍被認為太骯髒、太危險。能被承認的同志，是已經去除威脅與肉身感的同志。一旦性太直接、身體太赤裸、關係不合家庭倫理，妨害風化的治理隨時能重新啟動。

對誰多元友善？

事件發生後，蔣萬安一方面強調警方持搜索票依法執勤，一方面重申台北是一座「多元友善、尊重包容」的城市。

但蔣萬安上任時接手的，並不是一座對同志平權一無所知的城市。二十多年前，同樣由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政府，就已用「同志公民」框架取代過去的治安治理，編列預算辦同玩節，讓第一屆同志遊行走上市中心街道。這份地方政治遺產，後來與全台同志運動的推進交疊；2019 年，蔡英文政府任內完成同婚立法，同志平權取得國家制度層次的承認。蔣萬安接任時，面對的已是經歷二十多年地方同志政策、又處在同婚合法化之後的台北。

從 1997 年常德街到 2026 年 Commander D.，相隔將近三十年。如今的同志不再只能在夜色裡辨認彼此，可以公開遊行、結婚，也可以在紅樓喝酒、牽手，成為台北向世界展示的多元風景。

然而蔣萬安市府提醒我們，另一套更古老的治理邏輯並沒有消失。彩虹交給觀光部門，婚姻交給戶政機關；那些太直接、太肉身、不符合正常家庭想像的性，仍可能交回警察處理。

蔣萬安可以親自出席同志活動，也可以在出事後再次強調「多元友善」，但同志友善不能只靠站在彩虹旗旁拍照、喊口號。檢驗一座城市是否友善的標準，在於它能不能容忍那些根本不需要它批准為「正常」的性與生活。值得關注的是：這座城市是否只願意接納足夠正常、體面、適合被展示的同志，卻仍把其他性與生活方式當成需要管理、監視、動用警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