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之眼】科技執法愈多 馬路愈安全？

台灣街頭的科技執法愈來愈聰明，闖紅燈、超速、違停、未依標線行駛，都能處罰。最近交通部又準備修改交通罰鍰分配制度，將地方政府分配到的罰鍰全數專款專用於交通改善，其中也可添購科技執法設備。看似合理，卻可能形成奇怪循環，科技執法開罰單，罰鍰再買更多設備，新設備又開出更多罰單。

科技執法不應為了增加罰單收入，資料指出，2022年全國交通罰單約1500萬件，交通死傷約50萬人，去年罰單增至1600餘萬件，死傷反而接近54萬人。罰單增加，死傷沒有同步下降。若政府只公布科技執法開出多少罰單，卻不說事故率降低多少，政策目標難道是「提高取締效率」？

未來更值得注意的是監控，美國Flock Safety的爭議正好給台灣一面警鐘。Flock的AI車牌辨識攝影機不只拍下車牌，也記錄時間、地點及車輛特徵，再把資料放進可搜尋的資料庫。警察輸入車牌，就能回頭尋找某輛車曾在哪裡出現。攝影機於是從「眼睛」變成「記憶」。

這種能力對偵查重大犯罪非常有用，卻也可能讓政府取得過去難以想像的追蹤能力。美國已有居民與公民團體挑戰Flock系統，主張大規模車牌辨識可能形成無搜索令的長期監控。更麻煩的是，風險不只來自AI，而可能來自有權操作AI的人。美國媒體調查已發現執法人員被指控利用車牌辨識系統查詢配偶、前伴侶或私人關係人的案例。

這給台灣一個重要提醒，科技執法最危險之處，未必是AI看錯車牌，而是有權限的人看得太多。

一支攝影機知道某輛車上午9點經過忠孝東路，意義有限。如果全台數千支攝影機可以串聯，事情就完全不同。早上離家，上午到醫院，中午到某政黨辦公室，下午去銀行，晚上前往宗教場所，把這些普通的車牌紀錄連起來，就是一個人的生活軌跡。單筆資料不敏感，大量資料卻可能勾勒出政治傾向、宗教活動、人際關係甚至生活習慣。

有人會說：「只要不違規，有什麼好怕？」這句話把民主社會的邏輯顛倒了。人民沒有義務先證明自己清白，才有資格要求隱私。政府反而必須說明，為什麼需要記錄沒有違法的絕大多數民眾。

因此真正該問的是科技執法蒐集什麼？保存多久？誰可以查？查詢是否必須有案號？交通資料能不能交給刑事警察？資料能否跨縣市、跨機關串聯？每一次查詢有沒有留下不可竄改的稽核紀錄？又由誰監督？尤其許多科技執法的系統都是委託私人公司來運作，非常危險。

台灣若要繼續擴大科技執法，就應同步建立「科技執法監控規則」。設備設置前公布目的，設置後定期公布事故改善成效，車牌及影像資料設定最短必要保存期限，所有查詢留下紀錄，跨機關調閱設定門檻，涉及長期行蹤追蹤則應有更嚴格的司法程序。違法查詢也不能只是行政處分，必須有足以嚇阻濫用的責任。

交通罰鍰更不宜直接成為無限制擴充取締設備的財源，政府若可以靠罰單購買更多開罰單的機器，本身就存在錯誤誘因。科技執法績效也不該用「一年開多少張罰單」衡量，而應回到最簡單的數字，事故少多少、死亡少多少。罰單增加30%，事故只下降1%，就沒有值得慶祝的理由。

科技執法不是洪水猛獸，危險超速、闖紅燈、肇事逃逸，本來就值得利用科技提高執法效率。真正要防範的是，我們以交通安全之名一支支增加攝影機，以治安之名一個個連結資料庫，最後竟在沒有充分公共討論與法律授權下，拼出一套可以回溯全民行蹤的監控系統。

科技執法可以愈來愈聰明，但政府蒐集人民的資料，不能因此愈來愈沒有界線。科技執法真正應追求的，是更安全的道路，不是更多的罰單，是精準執法，不是全民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