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

吳瑟致專欄》台灣如何因應中國擴大對東南亞國家統戰作為

吳瑟致約 5 分鐘閱讀

站內可閱讀至 (台北時間)

吳瑟致專欄》台灣如何因應中國擴大對東南亞國家統戰作為(新聞配圖)
配圖來源:中央廣播電臺原站文章
本站保存版本
字級

近年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對外政策,已逐漸由傳統以經貿往來、基礎建設及發展援助為核心的雙邊合作模式,轉向涵蓋政治、經濟、安全、社會、教育、文化、媒體與數位科技等多重面向的複合型影響力運作,此一轉變顯示,中國對外影響力的形成機制已不宜僅以「軟實力」或經濟外交加以解釋,而應置於「銳實力」(sharp power)、統戰及混合型影響力(hybrid influence)的脈絡下進行觀察。

中國對外影響力由經貿合作轉向複合型統戰

東南亞具有高度的地緣戰略重要性,一方面,東協國家位處印太戰略樞紐,涉及南海、海上交通線及區域供應鏈;另一方面,多數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具有密切的經貿關係,部分國家亦存在規模龐大的華人社群及長期形成的商業網絡。因此,中國得以透過經濟利益、菁英網絡、僑務工作、教育交流、媒體傳播及數位平台等多重管道,逐步建立具有持續性的社會連結與政治影響。

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已呈現由單一經濟驅動向政治、經濟、安全、社會與資訊等領域整合的趨勢,此一結構性變化,亦使中國對外統戰的研究不能僅聚焦於傳統僑務或政治宣傳,而必須進一步觀察其如何透過制度、網絡與利益關係,形成具有長期累積效果的影響力結構。

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運作,具有明顯的多層次特徵。首先,在經濟層面,基礎建設、能源、數位科技、電動車及供應鏈等合作,提供中國企業進入當地市場的制度性與產業性條件,特別是在部分國家面臨財政壓力及發展資金需求的情況下,中國所提供的資金、技術與基礎建設方案,容易形成對中國資本與技術的依賴。

其次,在政治與菁英網絡方面,經濟合作可能進一步轉化為政治關係,大型基礎建設或投資計畫涉及政府部門、企業及地方政治菁英,長期累積後可能形成具有利益共同體性質的政商網絡,其影響並不必然表現為直接的政治控制,而可能透過利益交換、政策偏好及人際網絡逐步產生政治影響,此即「菁英俘獲」(elite capture)值得關注之處。

再次,在社會與僑務層面,中國亦積極運用海外華人社群、商會、同鄉組織、教育機構及文化交流平台建立社會連結。然而,必須區分「華人社群」與「中國統戰網絡」兩者概念,東南亞傳統華人社群經歷長期在地化與社會融合,其身分認同及政治態度具有高度多元性,不能將華人身分直接等同於中國政治影響力;相較之下,部分新移民、企業網絡及與中國具有密切往來的組織,則可能成為中國對外影響力運作的重要節點。

此外,教育、文化與數位科技逐漸成為新興影響工具,孔子學院、獎學金、學術合作及文化交流,可形成對當地社會的長期認知影響;微信等中國數位平台則可能透過服務、商業優惠及社群功能累積使用者資料,當資料、演算法與資訊傳播相互結合後,數位平台即不再只是經濟或通訊工具,而可能成為政治資訊傳播及社會影響的重要基礎設施。

中國複合型影響力對台灣的戰略意涵

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擴張,對台灣形成的挑戰並不限於市場競爭,而更涉及台灣在印太區域的戰略空間與國際連結。當中國透過經濟、政治、安全、社會與資訊等多重管道建立區域性影響網絡,其結果可能降低部分國家對中國政策的調整空間,並增加其在涉及台海議題時採取平衡或迴避立場的誘因。

此一現象亦顯示,中國對外統戰與傳統軍事威脅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補關係。軍事力量主要形成外部威懾,經濟與政治網絡則可能形成內部依賴,資訊與認知操作進一步影響社會對中國及台灣的認知,三者結合後,形成「非軍事手段先行、軍事能力支撐」的複合型戰略環境。

對台灣而言,若僅將東南亞視為經貿市場,將難以充分掌握此一區域結構變化,尤以「新南向政策」有必要從單純的經貿交流進一步提升至「戰略網絡建構」層次,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在供應鏈韌性、數位安全、教育研究、民主治理及社會連結等領域的合作。

尤其在中國影響力逐漸由實體經濟延伸至數位基礎設施與資訊環境的情況下,台灣與區域國家的合作亦應納入資料治理、資訊安全、媒體識讀及民主韌性等議題,透過制度合作與知識網絡的建立,可降低區域國家對單一外部力量的依賴,並提升其因應外部政治影響的制度韌性。

中國在東南亞的對外影響力,已逐漸形成跨越政治、經濟、安全、社會、教育及數位領域的複合型結構,其核心並非單一政策工具,而是透過利益誘因、菁英網絡、社會連結、資訊傳播與制度性依賴的相互作用,逐步累積政治與社會影響力。因此,理解中國統戰模式,必須從「單一事件」轉向「長期網絡」與「制度結構」的觀察。

對台灣而言,因應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力擴張,政策重點不應僅停留於降低中國因素所造成的經濟風險,更應積極建立具有制度韌性與戰略互賴性的區域合作架構,包括深化供應鏈合作、擴大教育與科研交流、強化數位安全合作,以及建立民主社會之間的資訊與治理經驗共享機制,均具有重要政策意涵。

因此,台灣面向東南亞、南亞在政策上的戰略價值,可進一步定位為台灣參與印太區域秩序的重要制度平台,透過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建立多元且對等的合作關係,降低單一國家對區域政治、經濟及資訊環境的支配程度,並藉由制度連結提升區域民主韌性,方能有效回應中國複合型影響力所形成的長期挑戰,這並非與中國進行單純的影響力競逐,而是透過可信賴、可持續且互惠的合作關係,擴大台灣在印太區域的制度性存在與戰略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