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書店在日本的實驗：重構一種自由，但會否是自由的幻影？

這年夏天，對香港的獨立書店而言，似乎是多事之夏。

本地屢次傳來壞消息，書籍下架，多間獨立書店被警察搜捕，老牌書店與年輕書店相繼宣告結業。身穿「我是書店店員」字句黑色T恤的女生遭警方拘捕的畫面更傳遍網路，引發港台兩地對於聲援與消費等立場爭議，紛擾不休。

另一邊廂，在日本東京一所翻新活化的舊學校裏，由位於上環的獨立書店「見山書店」舉辦了一場小型書展，以「異國的暑假」（異国の夏休み）為主題，在兩個月的展期內，辦過二十場講座和工作坊活動，人們自由自在地讀書買書交流，竟似一場閱讀的平行時空。

回顧這場書展實驗，理解獨立書店和出版如何在外地開闢新路徑，似乎無法擺脫香港閱讀出版空間愈趨壓縮的社會脈絡。

這次專題找來參與其中的兩地作家、書業人士和讀者，希望從多個層面切入，一方面，由日本社群角度檢視這次跨地域文化交流的連結和局限；與此同時，當拉開距離，本地的文化工作者又是否能真正呼吸自由，抑或離不開內心無形的恐懼？

見山書店店主Sharon作為主辦者，甚至提出反問：「今時今日，如果我們要做一件事，關於藝術文化，就從美的角度出發討論，是不是有點困難呢？」

「異國的暑假」為期兩個月，選址東京世田谷區一所由廢棄學校改建而成的複合設施HOME/WORK VILLAGE，於7月10日開幕。隨後一周內，香港的暑假迎來了第36屆香港書展，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為一年一度的大型書展活動。

近年來，香港書展屢次出現本地獨立出版社與書店遭拒參展，以及有書籍被要求下架。今年就有兩間參展多年、歷史悠久的老牌獨立書店「樂文書店」和「榆林書店」突然接獲通知，被取消參展資格；而去年被拒參展的出版社「藍藍的天」，今年出版新書《賣書者言》及《編輯人語》，分別是本地獨立書店和出版編輯的文章結集，亦在書展被要求下架。

回溯自2019年起，香港有多間新書店接連誕生，形成一股獨立書店新浪潮，但隨着近年多宗書籍下架、檢控事件，又出現結業潮。2018年在上環開業的見山書店，於2024年3月31日結束書店營運後，專注於出版業務，去年起更開始擴展到日本。

獨立書店風波不斷，在「異國的暑假」連場作家講座中，有兩場講座主題正正是「反覆誕生又消失的香港獨立書店」。

主講者為居港多年的日本人大久保健，從事翻譯多年。他過往主要到訪被統稱為「三中商」的大型連鎖書店，自19年開始走訪獨立書店並撰寫文章。他表示，對獨立書店其中一個深刻印象，是店主們都非常年輕，「而且他們不只是賣書，還會在店裏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讓我感受到滿滿的活力與能量。」當大久保健在5月得知見山到東京辦書展的消息，便希望自己能直接用日語向日本讀者分享獨立書店見聞。

但時局多變，陰晴不定。6月24日，香港警察國安處拘捕獨立書店「獵人書店」負責人黃文萱及另一名店員。見山書展原定8月一場由獵人書店主講的新書發佈會，也只能宣告取消。此前，同年3月24日，另一間獨立書店「一拳書館」負責人龐一鳴及三名職員店員涉出售具煽動意圖刊物被捕。

大久保健看到書店負責人被捕的新聞時，無比震驚。他更確信，這些事無論如何都必須傳達給日本讀者。因此，他着手準備講座簡報，包括2019年後香港獨立書店湧現的現象，再整合部分獨立書店受查、被捕的新聞。本來他預想，如有十幾二十人參加已算不錯，沒想到兩場活動反應熱烈，讀者或坐或站擠滿現場。他指，現場讀者聽得非常認真、全神貫注，尤其當話題提到逮捕新聞時，眾人表情都變得沉重起來。

他解釋：「雖然統稱說日本人，但每個人對香港的了解程度與認知其實各不相同。加上，香港與日本在書籍出版流通等產業結構上，本就存在差異。所以我先從『大型連鎖書店』與『獨立書店』的差別等基礎知識開始講起，否則，直接拋出『書店負責人被捕』這樣的話題，不同人聽起來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甚至只留下『香港是個很可怕的地方』這種印象。」

有一位三度前來見山書展的O女士，是相當關注香港獨立書店情況的日本讀者。短髮俐落的她，在走進書展的第一天，一臉憂心忡忡。

那是7月16日，並無講座活動，不過是普通營業日。而前一天，香港再有兩間獨立店「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被警方上門搜查，一共拘捕五名從業人員。

過去O女士與大久保健一樣，常到香港旅遊，想買的書幾乎都在連鎖大書店找得到。直到2023年，她找的本地文化專書在各大書店早已售罄，才首次接觸到小型獨立書店。當時，她對於「留下書舍」營運至凌晨的「失眠書舍」特別時段感興趣，聯想起以前自己流連位於六本木、營業到清晨五點的青山 Book Center。

那夜在店裏值班的，正是後來在書店被搜捕的新聞畫面中，身穿「我是書店店員」T恤並被鎖上手扣的店員Mandy。

在旺角深夜的樓上書店內，一位日本讀者與香港的書店店員，由本地老店鋪聊到新界古洞小故事，O女士感受到一個非常舒服自得的書店空間；半年後，她再訪書店與Mandy重遇，因對方推介而到蒲台島天后誕，欣賞到壯觀的竹棚。於是她買了手信以作道謝，可惜沒能遇上對方當值。

「當時的我，完全沒有想過『留下書舍』居然會結業。」今年七月，O女士看到留下書舍宣布於八月底結束營業的消息時，後悔當初未及見上一面。她憶述：「那時Mandy在留言區回覆我，下次來港可約在其他書店再見的說話。我一心盼望還有機會在某處相見。正為此感到高興的兩天後，就突如其來地傳出那條令人震驚的新聞。我整個人頓時心慌意亂，心想，這難道是真的嗎？」

此前一些香港的獨立書店新聞在日本也有報道，她雖感吃驚，總覺得跟自己有點距離。「我只見過 Mandy 兩次，但因為聊得很深入，感覺她就像朋友一樣親近。這樣的人竟然會被逮捕！我這才後知後覺地實際感受到，原來香港現在已經變成這種形勢了。」甚至當她想向居港朋友打探消息，亦顧慮會否給朋友添麻煩，最後打消念頭。

就在獨自焦慮不安之際，她想起正在東京辦書展的見山書店。或許這裏是一扇開放接通的窗口，能釋除人心疑慮。

當日O女士走進書展，目光掠過正中央書桌上的選書雜貨，不久便直接向當值店員詢問。她神情凝重，又怕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她用日語開場，說起自己留意到新聞報道，再用普通話唸出「留下」二字，然後，吐出Mandy的名字。她指，在日本很難找到更多詳盡報道和後續消息，只反覆看見書店店員被捕的畫面。她更直接把雙手放後，挺直腰板，並說，那堅定的姿態如此深刻難忘。

「當我了解到 Mandy 的近況後，知道她是個非常堅強、意志清晰堅定的人，這才放下了心。」她說，很高興能看到見山選擇東京作為活動的據點，但亦不禁反問自己，生活在「如溫水般的日本」，到底又能對香港的現狀理解多少呢？她甚至覺得自己根本沒有資格去談論些什麼。

「但我認為，光是『去了解』這件事本身就十分重要。」她說。

獨立書店的風波難以忽視，見山在東京辦書展恰巧在這個時間點上成為日本讀者在新聞以外認識獨立書店的重要途徑。但綜觀見山在活動策劃和佈展上，可以看到其重心更多在於文化藝術交流，與當地社區連結。

場內架設一大幅由繪本作家貓珊繪製的東京世田谷地圖，集中HOME/WORK VILLAGE及其周遭一帶，並邀請居民共同分享故事；創作單位Beely Daily製作多個公仔與藝術裝置，讓小朋友自由玩樂，深受親子歡迎；而俗稱「豬肉枱」的賣書桌上，中文書籍佔大比例，另有日語，英文出版物，題材相當多元。

然而，當來自香港的書店與出版要走進日本，在語言藩籬與複雜的社會文化脈絡上仍存在各式各樣的異地挑戰。

撰寫香港遊記《Hong Kong旅歩き》（中譯版為《香港旅歩記》）的日本作者南口俊樹是講座嘉賓之一，除了和香港攝影作家陳傑對談，分享旅行觀察，亦有聽其他作家講座。南口俊樹形容，這次書展能夠和這麼多香港人一起參與其中，結識新朋友，在東京深刻體驗到濃厚的香港氛圍，切身地感覺與香港變得更加親近。但他坦言，另一方面更強烈地感受到港日所處環境的差異，「例如香港在表達與創作上有着與日本不同的限制，這也讓人不禁思考，究竟該如何去克服這些困境。」

由於講座的講者主要是來自香港的作家，每場講座均設中日翻譯，讓香港人、日本人，以及不懂廣東話的居日華人都能理解內容。不過，南口俊樹認為自己不諳廣東話，始終沒辦法進行更深入的交流，同時意識到，香港的魅力在日本其實尚未被充分展現出來，「我覺得親自去香港旅行是最好的，但人擁有想像的力量，這次見山書展是一個讓大家發揮豐富想像力，展現香港特色的活動。」

同樣在東京經營華文出版的「飛地・東京」書店於去年成立，該店店長白菜在見山書展開幕初期，親自帶來花籃祝賀。她指，與見山的緣分，始於去年劇作家莊梅岩的日語版舞台劇《野良豚》（《野豬》）演出，既邀請了莊梅岩到書店出席分享會，並購入由見山在日本出版的劇本集《あの時代を生きた莊梅岩戯曲集》。

白菜從這一年多的營運經驗中，體會到把華文出版與日本讀者連結的挑戰性，主因無疑是語言的問題。她說：「除非是研究者或者學習者，很多日本人還是無法直接閱讀原版。根據我的觀察，華文出版如果能吸引日本讀者，靠一個地區的文化影響力，比如近些年愈來愈多的日本人對台灣感興趣，比如對香港的飲食、文化感興趣，便會閱讀相關的內容或譯作。還有就是獎項，日本的讀者對於獎項似乎還是比較認可，如果能有獎項加持，比如《台灣漫遊錄》，也能吸引到一定關注文學的讀者注意。」

見山涉足日本出版市場，自然以日語為主。除了翻譯莊梅岩劇本集，今年八月，在書展期間出版了貓珊的繪本《冬話》，以新瀉冬日為故事舞台。擔任該書編輯的是くま書店的隈千夏女士，長期在藝術領域從事編輯工作。

隈千夏認為，這關於日本人外語能力的問題，不單單是閱讀作品或進行翻譯的層面，在實際出版過程中，需要持續用外語就製作時的編輯意圖、出版合約，以及成書後的銷售與宣傳等事項進行溝通。無論是對製作出版的一方還是對讀者而言，語言的隔閡都相當巨大。

針對香港書籍在日本市場的定位，隈千夏直言，香港書籍本身在目前的日本確實仍屬於小眾（Niche）範疇，但並不認為日本人對香港的興趣也是小眾的，甚至認為日本社會對香港其實存有相當深厚的文化親近感。她續指：「特別是在一定年齡層以上的世代中，對香港懷有親切感的日本人非常多。1970至1990年代期間有大量的日本企業派駐人員，九十年代初甚至有過超過一萬名日本人居住在香港。而且香港作為購物與美食的旅遊目的地也極受歡迎。此外，像是成龍、張國榮、王家衛等，各個世代中都有許多人透過香港電影與音樂而對香港文化感到親近。」

然而，隈千夏認為，這種關注度尚未充分轉化為購買香港書籍的行動。「與其說是香港書籍沒有需求，我更傾向認為是連結對香港的興趣與香港出版物之間的渠道依然太少。我相信，未來只要在引介方式與流通機制上多下功夫，香港書籍在日本依然有廣為傳播的拓展空間。另外，雖然大家對懷舊的香港記憶猶新，但關注如今香港的處境的人或許並不多。我深感將香港當前的真實面貌傳達出去、讓大家去了解，是非常重要。」

來見山書展的日本人之中，有不少是「香港迷」。尤其在8月16、17日，一連兩日舉辦莊梅岩與黃秋生對談與《我們最快樂》日語朗讀劇，吸引接近500位讀者捧場，當中不乏港產片影迷、香港文化愛好者。

資深讀者原女士是其中一位「香港迷」，早在1980年代後半關注香港。最初她對香港的印象離不開「亞洲的娛樂樞紐」，「混雜摩登時尚與市井貼地，非常有趣的國際都市」。她說：「到了主權移交後、2003年爆發SARS，也就是張國榮與梅艷芳逝世的那一年，與其說是對『香港的印象』改變，不如說是對『香港人』的看法改變了。」她指，從前覺得香港人理性聰明，具現實主義，慢慢了解到他們會為了守護尊嚴而頑強抗爭，「尤其歷經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民主運動，既有現實主義，但也是夢想家，在逆境中能發揮出驚人的創造力。」

她說得一口通順自然的廣東話，與在場的香港店員讀者言談甚歡，也聽了好幾場講座，包括大久保健的講座，以及《我們最快樂》圍讀與對談，「就和所有身在日本的『香港迷』一樣令人興奮。久違地親眼見到黃秋生先生，還聽到他風趣帶辛辣的說話，心中百感交集。」她還提及當日歌手黃耀明現身，因為兩位近年在香港的公開演出機會處處受限，「能夠目睹兩位Anthony Wong同場，如此珍貴的場面，真的無比感動。」

原女士續道：「香港的出版業目前面臨種種艱難的環境，但對我們這些『香港迷』而言，很吸引的書籍依然接連出版。雖然我中文能力仍有不足，實際上能購買的書籍相當有限。」她仍然希望以這次書展為契機，未來能在日本看到更多被翻譯出版的香港書籍。「我不禁想像，如果東京能夠像當年巴黎學派（École de Paris）時代的巴黎那樣，成為香港展現多元文化的舞台之一，那該有多好。」

作為展現的舞台，見山這次選址由廢棄校舍改建、置身住宅區的HOME/WORK VILLAGE，在書業同行的白菜和隈千夏眼中，都認為是一次創新突破的嘗試。

HOME/WORK VILLAGE集結音樂、書店、餐廳、康樂文娛空間等，社區功能豐富。當天白菜不只逛書展，還到處參觀，她發覺這裏和當地社群融合得很好，除了很多專門過來的香港人、華語讀者，也有很多住在附近的日本居民，父母帶孩子來玩，小情侶來閒逛。「我覺得見山的在地性很厲害，真的在社區裏以一個開放空間的形式存在。」

近年不少海外華人、知識份子移居日本，東京出現多間新興華文書店。白菜續指：「東京包括我們在內的華文書店，總是避免不了要對中國和在日中國人有所反應，這些話題很難聊得輕鬆。但是見山的活動看起來是輕鬆的，真的很像一個長長的，和朋友們聚會的假期。」

至於隈千夏則表示，現場陳列了許多文字書，外國人要在日本舉辦這類快閃活動，原本是一件難度極高的事。她舉例指，從宣傳單張到各式溝通工具，基本上都是由非日語為母語的人為主導，有些資訊確實不足或不夠清晰。「如果這場活動是在六本木或澀谷這類商業活動頻繁的繁華街區舉辦，很可能會被視為缺點而遭受批評。但這次選擇在池尻大橋這片住宅區，而且是在由舊小學改建的 HOME/WORK VILLAGE 舉辦，使得那些資訊不足與不夠清晰，反而轉化為一種率性、包容，質樸溫暖的氛圍，降低了入場門檻，讓人想佇足停留。」

她尤其喜歡見山佈展的方式，像現場擺放了許多植物，綠意盎然，搭配各種美麗布料，讓人很放鬆地翻閱書籍，向店員提問作品或參加講座活動。「常常看到人們坐在椅子上看書、圍着桌子暢談的景象。至少只要身處現場，幾乎感受不到語言的差異會成為阻礙文化交流的牆壁。相反地，讓我感到新鮮的是，絕大多數到場的日本人似乎並未過度意識到那些政治或社會背景，而是單純地享受其中。」

隈千夏指，比起「這是哪裏來的人」、「為了什麼原因在東京舉辦活動」，更重要的是「這裏有一些有趣的書籍與作品，是一個讓人感到舒服放鬆，可以聚集交流的沙龍空間」。

而這樣單純以書本藝術作交流的連結，正是見山書店店主Sharon辦「異國的暑假」的初衷。

為期兩個月的異國暑假已經結束。東京亦告別夏日，秋意漸濃。至於香港，9月依然悶熱，間有微風。這天Sharon和莊梅岩約在上環見山。書店仍處於結業狀態，如店內揮春所題：已經執笠。

回顧這段日子以來的深刻難忘事，Sharon首先想到的，是食堂的茄子煮魚定食。因為天天吃，很美味。以食寄情，連繫人心，就像莊梅岩老是惦記着隔壁快餐店的咖哩炒飯。當老闆娘謙嫂送餐來，甫進門便見到莊梅岩坐在書桌前，老闆娘聲線開朗地拋下一句：「野豬來了！」

Sharon看在眼內，感到溫暖窩心，認為這就是與社區融合的感覺。

正如最初她選址HOME/WORK VILLAGE，只因出於直覺，覺得那裏的半開放式空間，有點像喜歡打開門的上環見山，隨時歡迎人們來讀書聊天。她說，隨着年紀愈大，愈覺得自己不那麼實際，反而相信直覺和感性。數算年月，書店在上環營運六個年頭，儲下不少讀者，因此現在到東京辦書展，讀者朋友紛紛從加拿大、英國、美國、台灣等地專門到場支持，令她很感動。

莊梅岩也坦言，完全想像不到那麼多人特地到東京支持圍讀與對談。她事前多次在社交媒體強調，那不是正式表演，自己亦沒有參與圍讀。「他們（讀者）有很大的誠意，預先買票，又要長途跋涉，我很感動。那兩天有很多擁抱，在香港也可以擁抱，但是在那裏的擁抱有另外一種意義。 」雖然是圍讀，莊梅岩亦盛讚導演Indi的改編和製作，「因為我很熟悉劇本，知道Indi怎樣改動，運用三個演員、以最少的資源把劇本展現出來，這個工夫是很不容易的，她投放了很多心機。而且兩場演出是不同場地，現場效果不同，她都盡量去補足。我覺得是超額完成。」

當談論香港作品在外國另闢蹊徑，莊梅岩當然期望《我們最快樂》日後能在東京有公演機會，但她明確表示，自己應該專注在創作劇本，至於有沒有海外市場、怎樣搬演，都是後話。

「我回港後，因為有些事情，又發表了一些關於舞台劇業界狀況的言論。但不是因為我已經找到好路數，沒有這回事。我講任何東西，都只是對我這一刻真實的感覺負責。在我心目中，沒有一樣東西的價值，是可以比得上在香港用自己的語言寫給自己的觀眾看。我用自己最熟悉的材料，跟熟悉這些材料的觀眾去分享一些看法，以及受到批評或者讚美。再沒有任何價值是跟這個接近的。」莊梅岩說。

去年9月，莊梅岩的劇作《野豬》改編為日語版《野良豚》，由劇團文學座進行為期兩週、合共21場公演。Sharon形容，那次是專業演出，很精彩，但即使這次《我們最快樂》只是圍讀形式，卻別有一番感動。「我覺得因為那個場地是我們租了回來，好像變成自己的地方，時間久了，人和地方產生了情感，就算讀劇也好，感受更加大。很奇妙，或者HOME/WORK VILLAGE給了我這種自由的感覺，令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在這裏作主。」Sharon還笑說，至少在現場不覺得會有什麼政府部門來找上門。

這樣的一種自由，會否只是自由的幻影？二人坦承，在這段日子裏，各自都暗地為對方擔心安危。無以名狀的內心恐懼，悄然滋長。

莊梅岩直言，其實這些擔心真是荒誕。「每次我都有閃起一些擔心。但我覺得，為甚麼會有這些擔心？那就是證明，社會氣氛的確不同了，我們不可以自己騙自己。現在很多事情告訴你，你是不知道人們怎樣看待一些無害的事情。所以，那個自由是否來自你離開了這樣氣氛的地方？至少是相對而言，那個感覺是自由一點。」

不過，Sharon認為，到東京辦書展，並非為了離開或逃避某樣東西而去做，那是不成立的，「如果只是為了逃避，無論什麼地方你都會去。但我的邏輯是，首先這個地方適合，我才會去做。」

無論是兩場對談的問答環節，抑或傳媒報導，話題往往圍繞本地創作自由被打壓、莊梅岩受封殺的話題。莊梅岩對此表示，自己其實不是「很政治」：「我寫的作品都跟社會有關，但真的比較hard core跟政治有關是很少。他們喜歡怎樣定義我，是他們的事。我從來都只是寫一些對於我來講有真實衝擊、有感覺的作品。」

莊續說，何謂太敏感，是否顧慮太多，並不是自己決定，往往最怕影響到別人。她認為，我們不能夠否定的，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環境真的不正常。「無論是被切割的那個，或者切割人的那個，暗啞抵裏面，我們可能有選擇切割了某一個人，不要post跟他的合照，但我們有時不願意承認。當你在不正常的時候，做一些很正常的事，人們會覺得你很勇敢。」（暗啞抵：廣東話，意即暗地裏）

Sharon也在學習如何不替別人過度擔憂，回歸平常心對待身邊的朋友。她形容，「想要走出來」。那興許是無關地域，而是走出內心某種束縛。

「今時今日，如果我們要做一件事，關於藝術文化，就從美的角度出發討論，是不是有點困難呢？我不知道。不去考慮政治或其他方面。」

Sharon續道：「我最近讀坂本龍一的書，他寫外國人研究漢字，說漢字的象形充滿想像，好美，像『有』字，好像人們想要從月亮取得什麼。我就想，我們會不會有更多時間，在藝術文化上去思考這些，而不是一些我們改變不到的社會現實。但有時無可避免，像人們來訪問，都要從那些角度去發問。所以，我都覺得好矛盾，好像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空，是沒有辦法。」

莊梅岩聽罷，無奈回應，好難。她指，可能今日平靜，但明天突然傳來什麼消息，又令人情緒激動，「所以算啦，我不強迫自己覺得沒事。我想，時常要與這些情感割裂，仲攰呀！我要接受這個是我的生活。為何去到日本會覺得舒服，因為那裏的日常，冇咁多嘢挑釁你，冇咁多嘢衝擊你㡳線。」（為什麼去到日本會覺得舒服﹐因為那裏的日常，沒那麼多東西挑釁你，沒那麼多事情衝擊你㡳線。）

書展雖已落幕，不少日本文化工作者與讀者都期望，見山能在東京繼續香港書籍出版和文化交流。在Sharon眼中，東京的確是一個適合做文化藝術的地方，有很多活動展覽，來自不同地方的藝術家和觀眾，能夠汲取許多藝文養份。

「我今次去東京最大的得著是要慢。他們的節奏和我們很不同，不像香港比較匆忙。而且，我去了很多小型書店，相比神保町是個很成熟的書店街，我反而更感興趣東京的年輕人是如何營運書店，他們那種堅持和熱情，令我覺得很有希望。」

回過頭來，Sharon感激遇上HOME/WORK VILLAGE這個地方，不但是負責幹事的增田小姐和落葉小姐時常主動幫忙，植物店店主為場地悉心打理植物，還有整個設施的活化設計，「他們花了很多心機，從燈光、桌椅等空間配置，到屋頂農場、體育館租借等不同社區功能，這些組合都很好，不是純粹把地方租出去賺錢。我覺得他們真的活化了整個地方，是想建立一個社區，這是重要的。」

莊梅岩認為，像Sharon的直覺、她選擇怎樣去實行想法，都可以令到她身處的環境更加好。「無論在這裏（香港），或者那裏（東京），其實社區的vibe都是由人營造的。」異國或同城，連結在人，切割亦在人，唯看每一個人是如何在不正常與日常中作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