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狗咬人事故：從人寵共融到全城獵狗，狗隻管理鏈是如何斷裂的？

8月20日，香港新界打鼓嶺一間寵物酒店及犬隻訓練中心外，33歲的中心負責人Jojo被發現倒卧在狗舍外草地，她的頭部、下顎、頸及雙臂疑被狗噬咬，當場死亡。

9月上旬，一位狗主在漁護署更新對危險犬的管制行動後，在憂慮下決定帶小狗矇豬絕育，但矇豬在絕育手術後死亡。

不論是致命襲擊，抑或是官方加強管制後出現的死亡事故，都將香港犬隻管理制度推到公眾眼前。隨後的格鬥犬分類爭議、以及對犬隻來源、主人責任，漁護署執法權等疑問，甚至最近的流浪狗襲擊人致死事件，接連事故暴露出犬隻管理的不同難題。與此同時，香港正逐步打開城市對寵物的大門：食肆開始容許狗隻進入，「人寵共融」成為政府政策方向。

當愈來愈多狗走進公共空間，一些更基本的問題變得緊迫：香港是否真的知道城市裡養著什麼狗？牠們從哪裡來？牠們過去有沒有攻擊紀錄？出事後，又由誰負責？

端傳媒從近日多宗狗隻事故出發，訪問狗主和動物團體，嘗試拼湊一隻狗由進入香港、申領牌照、日常飼養，到發生事故及接受執法的整條管理鏈，了解制度如何運作，又在哪些環節出現落差。

在打鼓嶺現場，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發現Jojo在餵飼後引導一隻30公斤重的混種犬「太陽」返回狗籠，狗突然狂咬事主約一分鐘，直到兩小時後被發現。

狗咬死人，社會震驚，有人認為「太陽」惡形惡相，「畜生應該要毀滅」，亦有人指涉事狗隻為鬥牛㹴，「天生是為戰鬥而生存，養唔熟，太恐怖！」當時香港五日內發生五宗犬隻襲擊事件，狗咬狗、狗咬人，一時之間，城市激起仇狗的情緒，公眾對犬隻的焦慮迅速升溫。

就在幾天前，8月17日，約60公斤的大狗「拉里」疑未繫狗繩，在元朗先後襲擊一隻4歲比熊犬及一隻17歲貴婦狗，兩犬死亡。當時漁護署指「拉里」一個月前已涉及另一宗咬傷狗事件，一度被扣留，領回後再生意外。事後，狗主被控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拉里則被送至性情評估。

8月18日、8月20日，再有狗咬人的事故，直至20日下午發生打鼓嶺狗疑咬死人事件。

狗咬死人在香港極為罕見，對上一次紀錄已是30年前。1996年，一名女嬰遭家中鬥牛㹴咬死，震驚全城。其後，香港立法制訂《危險狗隻規例》。

2000年，香港落實《危險狗隻規例》，規定格鬥犬涵蓋比特鬥牛㹴（Pit Bull Terrier）、日本土佐犬（Tosa）、阿根廷杜告狗（Dogo Argentino）和巴西非拉狗（Fila Brasileiro）及該四個品種的混種狗隻，規定禁止進口和繁育格鬥犬，現存合法飼養的格鬥犬也必須依照規定特別約束。

至於體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隻」，在公眾地方時需用長度不超過2米的狗帶牽引；「已知危險狗隻」則主要根據狗過往的行為及襲擊後果判定。

事隔一個月，元朗再有狗襲擊人致死事件，這次牽涉到新界北都發展與流浪狗議題——一名27歲女子於踩單車時遭3隻中型犬追逐撕咬，送院搶救後不治。及後，警方採取聯合行動，數十人出動無人機、麻醉槍及盾牌到場搜捕涉事犬隻，目前已捕獲八隻狗，表示將驗DNA尋兇。

事件再次把犬隻管理推上輿論中心，亦帶出相似的疑問：事故發生後，當局能否確認犬隻身份、追溯來源及釐清責任？

回到前述的五宗事件中，輿論最為聚焦的，是太陽的「身份」。

漁護署獸醫事後評估，太陽具有明顯比特鬥牛㹴特徵，相信混有格鬥犬血統；但其晶片及狗牌卻顯示太陽為「唐狗」——香港最常見的本地混種狗。這不但在品種上有差異，還直接影響適用的法律管制。

在群情洶湧下，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於8月21日宣佈將全面檢討現行「格鬥狗隻」的定義、名單及管控措施，並加強對大型及危險狗隻的管理。不久，漁護署補充四大格鬥犬中比特鬥牛㹴的「常見品種」，指包括美國比特鬥牛㹴、美國斯塔福郡㹴、及美國惡霸犬。

署方做法引來另一波撻伐。動物團體「浪浪之家」批評漁護署實際上是「加料」，透過加上「常見品種」，變相把多種國際獨立狗種視作比特鬥牛㹴的分支；相關改動亦未經立法會審議。網上亦有人質疑，漁護署未經諮詢便把更多品種納入格鬥犬的範圍。

面對狗主抨擊和質疑，漁護署解釋指並非新增格鬥犬種類，而是列出比特鬥牛㹴的常見品種；同時強調，法例規管的是「種類」（type），而非單純的品種（breed）。

爭議的核心，是漁護署以「種類」——歸納是否帶有格鬥犬特徵——界定規管範圍，狗主卻習慣以「品種」理解狗。於是，社會在模糊中爭拗標準，不安和混亂在狗主間蔓延。

而對Nick而言，分類爭議造成他一生的遺憾。

9月上旬，香港關於狗的新聞滿天飛。在漁護署「更新」格鬥犬說法後，Nick表示身邊的惡霸犬主人都很擔心、很高壓，不少狗主甚至不敢帶狗去街，唯有忍到深夜才帶狗上廁所，因為「好怕有人注意，好怕舉報。」在各種擔心堆疊下，Nick決定帶他的小狗矇豬去絕育。

在手術前，獸醫遞上免責聲明，Nick並沒心情仔細看。結果，矇豬剛打麻醉便失去知覺，不久後死亡。

Nick告訴端傳媒，自己兩年多前從義工團體領養矇豬，其實也「不太知道來歷」。他大概知道養的是惡霸犬，但了解到惡霸犬不是規管品種，便沒太在意。由於矇豬本身有社交平台和YouTube帳號，事件發生後，Nick一直擔心有人會找到他們的住處舉報。而矇豬本身有失聰、單眼失明及皮膚等問題，一旦被漁護署帶走，未必能承受狗房潮濕炎熱的環境，甚至要絕育才能接回。

因為矇豬的皮膚問題，Nick說平常帶牠出外都只會去冷氣地方，更要帶冰巾為牠降溫，就連平時去狗公園，都很容易被大狗嚇壞。這樣的矇豬，「肥肥短短，怎麼可能格鬥？」

「矇豬是漁護署胡亂執法下的犧牲者。」Nick在悼念帖文中寫道。

Nick強調惡霸犬是伴侶犬，「個樣好像很惡，但其實比貴婦、芝娃娃還要純，是很親人溫馴的狗種」。惡霸犬於1990年代在美國培育而來，被美國惡霸犬俱樂部（ABKC）、 聯合犬業俱樂部（UKC）等機構視為伴侶犬。惟事已至此，他只希望社會明白惡霸犬不是格鬥犬，同時望漁護署「人性化處理有關格鬥犬事宜，給各位狗主與狗狗一條生路。」

為了避免輿論窮追猛打，Nick決定把矇豬的帖文和影片下架，先照顧好自己的情緒。這段時間，他不但要消化矇豬離世的傷痛，還有撲面而來的輿論對狗的憤恨。他長嘆，現在在香港，「養狗養到好似做賊咁。」

在打鼓嶺事件後，社會一度恐慌，人舉報狗的風氣開始蔓延，官方也加緊了對養狗市民的管制。

8月26日，漁護署接獲投訴後，到赤柱帶走兩隻10歲的狗「包包」和「妹妹」。狗主稱，職員僅憑相片便懷疑牠們屬於受規管的危險狗隻，要求包包接受絕育手術，否則不能領回。狗主強調，包包曾由獸醫鑑定是史丹福鬥牛㹴，過去十年沒有襲擊紀錄，惟對方稱「獸醫寫牠是什麼都沒用，所有（分類）都要跟漁護署的官方決定。」

為了讓包包回家，狗主四處尋找願意替高齡犬進行手術的診所，最終在包包獸醫診所接受絕育後，才能回家。「因為一張相，我隻狗要攞命去搏，個社會係咪黐咗線？」狗主憤怒地寫道。

漁護署其後回應事件，指目前就有關懷疑非法管有格鬥狗隻的個案進行調查，如有足夠證據，會依法提出檢控。之後，署方展開多個巡查及執法行動，上門帶走懷疑屬格鬥犬的狗隻。9月初，便發生了矇豬絕育後死亡的事件。

類似的不安亦蔓延至其他狗主，同時將氣氛推向另一個極端——棄養。

9月上旬，7歲沙皮混種狗女「Bobo」被狗主帶往漁護署打瘋狗針時，被職員指為格鬥犬比特鬥牛㹴，即場扣留。其後狗主稱自己患腦癌，無法承受照顧格鬥狗的壓力，決定棄養。Bobo隨後被送至動物中心，中心負責人檢查後質疑漁護署說法，決定為Bobo上訴。

恐慌更蔓延至領養活動。早前一個愛狗團體在荃灣一間酒店舉行唐狗領養聚會，酒店收到電郵投訴要求取消，不過領養活動最終仍如期舉行。同一時間，動物團體的棄養查詢亦急劇上升，不少狗主表示擔心無辜觸犯法例，亦可能引來途人側目，增添無形壓力。

漁護署署長黎堅明認為，近日對於格鬥犬的查詢和舉報數目反映市民和狗主關注安全；漁護署首席獸醫師楊莉則重申，現時法例允許已絕育並持有有效證明書的格鬥狗隻，在申領牌照後繼續飼養，呼籲狗主不要因一時憂慮而棄養。

動物福利關注聯盟成員、北區區議員劉鎮海批評署方做法「不近人情」，認為事件已上升至狗主與非狗主、愛狗與非愛狗人士之間的對立和撕裂，在社會上激發恐慌和惡意。

而社交平台上，支持和反對政策的市民激烈辯論，延伸出「仇狗」疑慮。接連發生的個案，令狗主面對一個切身問題：香港究竟如何判辨狗的種類？

Baku 的遭遇，將犬隻分類的爭議帶到另一個層面。

8月28日，狗主黎先生疑似因被舉報，遭上門調查，漁護署表示其狗Baku是比特鬥牛㹴，即場將Baku帶回扣留。黎先生回憶，漁護署稱如不合作，便會叫警察。

黎先生不滿漁護署「隨便看兩眼」就判定Baku是格鬥犬，強調Baku四年前由動物機構領養，當時狗牌標示為混種犬（Mongrel）；他後來認為Baku應屬美國斯塔福郡㹴（American Staffordshire Terrier），不是格鬥犬。他形容Baku性格溫馴，就連漁護署捉他入籠時都沒有反抗，認為背後是有仇狗人士借題發揮。

根據《貓狗條例》及相關規例，警方及漁護署在有合理懷疑下，有法定權力檢取並扣留涉嫌違法的狗隻。經過三日性情評估後，Baku終可回家，黎生決定就署方的定性和處理手法上訴。

Baku曾經待過的領養組織「浪浪之家」呼籲一人一信至漁護署關注事件，更發公開信批評署方強行帶走扣留狗隻、僅憑目測判斷品種，甚至剝奪主人探視權。「你在維護公共安全，還是在撕裂社會？！」浪浪之家認為漁護署此舉是否定自身紀錄，「不僅令狗主對制度失去信心，更動搖了市民對政府牌照制度的信任。」

在香港，狗主申請狗牌時，狗隻需先植入微型晶片、接種狂犬病疫苗，然後登記包括品種、年齡、顏色和性別等資料。「毛守救援」創辦人Kent補充，以向私人申請為例，獸醫一般會協助將文件交予漁護署，漁護署批核後，再將牌照交予獸醫給狗主。然而現時無論是漁護署獸醫或私人診所獸醫，都主要靠「目測」辨別狗種。雖然有基因檢測技術，但實際上因涉及時間金錢，及需狗主同意，極少採用。

Kent又指，很多時候只要狗隻並非百分百純種狗，登記時都會被定義為「混種」、「混血」、「雜種狗」，亦泛指唐狗。而每隻混種狗的比例不一樣，如沒有驗DNA，其實無法確定品種所佔的百分比。

《Now新聞》曾實測登記流程，由填表、打疫苗及植入晶片，全程僅需10分鐘。其中，狗主自行填寫狗隻資料，全程沒有獸醫在場，漁護署職員憑經驗「目測」確認。

事件燃燒至此，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NPV）執行主席兼創辦人麥志豪告訴端傳媒，最困擾的，是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在說同一個標準。」

他解釋，漁護署所說的格鬥犬「種類」，實際上是管理的分類，漁護署從歷史舉例出四種著名有攻擊性的品種，指其為格鬥犬。他補充道，比特鬥牛㹴有很多分支，惟國際上對於分支是否等於格鬥犬有分岐，例如美國惡霸犬在不少地方已是獨立品種。

漁護署首席獸醫師楊莉指出，署方主要透過觀察狗隻的身體特徵，包括頭顱、耳朵、眼睛、口鼻形狀等，以及整體體態、嘴和下巴咬合力等來辨別格鬥犬，並非「只望一眼」。她強調，包括英國等都是目測觀察，屬國際通用做法。

麥志豪認同漁護署的判別有一定依據，但問題在於，在這個框架下，漁護署靠目測歸納格鬥犬的特徵，所涵蓋的種類可無限延伸，狗主則會對自身權責不清，社會亦無機制可依。最後觀感，難免變成「我覺得你是壞人，你就是壞人。」

他認為對於大眾來說，最直接、容易理解的方式，仍然是指出哪些「品種」有危險，社會跟從。

中國成都自2010年起實施《成都市養犬管理條例》，明確列出22種禁養的烈犬和大型犬，2023年更新至35種。與香港以「種類」及身體特徵判定不同，成都採用具體的品種清單；但混種犬如何界定，仍是另一個問題。

漁護署指出，倘若狗主對鑑定結果有異議，可向其轄下的「狗隻及貓隻分類委員會」申請再鑑定。翻查資料，委員會成員由署長委任，10名委員中6名為獸醫。但麥志豪卻質疑這不是萬全之法：「首先，委員不是貓隻、狗隻血統專家，其次個委員會都隸屬你（漁護署），有什麼好上訴？」他建議署方安排第三方機構鑑定，減少公眾疑慮。

麥志豪強調，現在最重要的是建立清晰、一致的分類標準及程序，減少執法灰色地帶。如若狗隻種類仍有爭議，最後手段便是基因檢測。

在整場分類爭議以外，一些問題仍值得𨤳清：如果格鬥狗隻早在2000年便不能進口、繁育及出售，這些狗到底從哪裡來？

不少帖文下，均有網民提及最多的是走私。

一隻狗進入香港後，理論上會經過一條身份鏈：於本地繁殖或由外地進口，接種狂犬病疫苗、植入微型晶片，再由狗主申領狗牌，登記品種、年齡、性別及其他資料，但如若狗從非法進口，真實情況無從得知；後續的牌照、晶片，甚至法律權責便可能出現落差。

過去數年，香港走私動物案屢禁不絕，傳媒暗訪發現，內地有寵物店聲稱可「免隔離」直送香港，包括格鬥犬。報導更指出，買家向漁護署申報時，會將有格鬥犬血統的幼犬謊報為「混種狗」或「唐狗」。

2025年，《香港01》記者明查暗訪香港和深圳交界的中英街，揭露運作多年的中港寵物走私產業，店家稱「每日都有客找他帶寵物過關，已營運八年，在珠海更有實體店營運。」

漁護署曾透露，目前香港有29隻領有狗牌的法定「格鬥狗隻」，在近日連串執法後更新至34隻。然而，由於幼犬往往難以分辨特徵，大陸走私到港的狗又會被登記為唐狗或混種狗，因此混種格鬥犬或格鬥犬的實際數量，或遠比34隻多。

當狗的源頭和品種不明，即使後續本地法律再完善，防線亦會被輕易衝潰。

在格鬥犬引起社會熱議後，海關在沙頭角中英街檢查站截獲非法進口動物。漁護署署長黎堅明表示已成立專隊監察非法跨境運送寵物廣告，同時會與海關及內地執法部門加強情報交流與聯合行動，打擊走私貓狗。

私人繁殖走私成行成市，本地執法被斥混亂膠著，另一個問題則是，出了事要怎樣處理？

根據漁護署資料，當發生狗咬事件之後，狗主需要報告予警方及漁護署，狗隻則會被帶到漁護署動物管理中心接受七天觀察。

然而，「拉里」在襲擊兩隻狗前一個月已曾咬傷另一隻哥基犬，當時漁護署扣留評估後予主人領回。當牠再次捲入致命襲擊後，狗主被控「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拉里」則被送往接受性情評估。

而在拉里再次咬傷狗後，哥基主人出面求情，表示相信拉里的失常行為屬個別事件，主人有責任教導和管理狗隻，強調大部分受良好教導的大狗都是純良及無攻擊性，「不希望大狗被人道毀滅，只是希望罰狗主。」

根據漁護署規定，在攻擊事件之後狗隻需要接受評估，再按情況處理。端傳媒綜合過去數宗個案，疏理漁護署在帶走狗隻、核實晶片及行為等狀況後的不同處理，包括 1）交回原狗主（拉里7月）；2）交回但有管控條件（Baku被要求絕育）；3）狗主放棄飼養，狗隻或人道處理，（拉里8月咬死兩狗、主人放棄飼養；但及後得知棄養或導致狗隻被人道毁滅，於是撤銷棄養）。

漁護署曾透露，在2023年至2025年期間，署方曾就涉及犬隻襲擊的個案分別提出58宗、215宗和206宗檢控；而同期每年人道處理的狗隻數目分別為372隻、436隻和375隻。

不過，由於這些個案的具體情況及法律依據並不完全相同，因此不能簡化為一套適用於所有狗隻的標準程序，而漁護署網站未有清楚交代，當一隻狗在短時間內重複涉及攻擊事件時，制度會否及如何處理。

在格鬥犬之亂發生之前，港府本正一步步打造香港成為「人寵共融」城市；早前的旺旺事件亦在香港引起廣泛同情。

2025年，港府《施政報告》提出推動寵物友善政策及「寵物經濟」，希望帶動消費。在此背景下，「人寵共融」政策近年逐步延伸至交通、公共空間及食肆。2025年5月，港鐵在輕鐵推行「貓狗同行」試點，隨後計劃逐步常規化。到2026年，重鐵首次開放予帶寵物乘搭。2026年7月，寵物友善食肆措施正式實施，食肆可申請容許寵物進入。

不過政策能否落地，本身就相當依賴一套有效的犬隻管理制度。按照要求，獲批准的食肆不容許格鬥狗隻或已知危險狗隻進入；狗隻進入食肆時亦需要由成年人控制，遵守繫狗繩等安全要求。

在寵物友善餐廳政策推出首日，便有餐廳退出計劃，原因大多與店面細小、空間擠逼、送餐和熱水或對狗隻造成危險相關。一些食肆則因衛生、員工安排、租約限制和地方公契規定而退出或調整安排；另有餐廳被指任由狗隻爬上餐桌、或有客人用餐具餵狗，演變為輿論爭議。

以上爭議看似與格鬥犬無關，實際上卻共同指向一個問題——當狗進入更多公共空間，城市需要一整套可以運作的規矩。立法會議員何敬康關注狗主質素，認為有部分狗主不夠自律，未有管好同行狗隻，令社會對政策反感。他呼籲大家不要「玩爛」政策，「勿親手破壞這個得來不易的進步。」

有網民則指向政策制訂者，斥「事前諮詢不足，事後解說模糊，只顧報喜不報憂，彷彿把問題拋給社會自行廝殺，讓市場殘酷篩選，便可置身事外。」

麥志豪則覺得，歸根究底，是因為寵物友善餐廳出發點是經濟手段、講求管控，但當遇上人寵共融這樣更大的政策方向時，便要執整法例規定。而在這之前，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需要被回答：「整個（政策）邏輯鏈的出發點，到底是傾和共融，還是社會管理？」

他強調，如果政府只是想刺激寵物經濟和管理社會，「一定不會有好結果。」

政府大張旗鼓推動共融政策，也意味著人和城市與動物的關係發生變化。這包含法例、社會意識和執法的結合，在整個政策鏈條——從來源、晶片、狗牌、品種資料，到主人意識、事故紀錄，再到執法及申訴，任何環節掉鏈，問題都可能再度暴露。

2026年9月，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檢視《危險狗隻條例》，表示將加強狗主責任認知，加重罰則及具體要求。劉鎮海則建議設一年緩衝過渡期，讓狗主向漁護署申報及安排手續，同時檢討現行的動物福利與犬隻管理政策；愛協則促請當局清晰交代品種分類程序，建立更透明及一致的核實機制，並檢視危險狗隻的定義及管理安排。

在矇豬頭七那天，Nick煮了矇豬生前最愛的牛扒紀念牠。

在這段時間，他不斷反思，自己是不是間接害死矇豬？如果當日沒帶牠絕育，結果是否會完全不同？或許這些問題不會得到答案，但矇豬的遭遇卻讓一個制度問題變得具體：當分類標準不清、執法程序不明，而狗主又無法判斷如何應對時，政策的不確定性便變成混亂和壓力。

回想整場意外，Nick 覺得整個社會彌漫「好怕孭鑊、矯枉過正」的氣氛，當中的對立和防備，卻要以年計修補。

「我不想牠的走連少少價值都沒有，現在只希望牠的離去可以幫香港其他狗除去污名。」Nick說。

（尊重受訪者意願，Nick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