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昱睿專欄》沒有口音的人，真的沒有口音嗎？

不曉得您有沒有遇過這種情況？

一個人一開口，你還不知道他住哪裡，卻已經大概猜得到。

可能是台南、高雄，也可能是台北。可能覺得他年紀不小，也可能覺得他「很年輕」。如果他的說話方式很正式，我們甚至會順手替他加上一個評價：受過不錯的教育、很專業、很有水準。

奇怪的是，我們通常不會覺得自己正在判斷別人。

我們只會說：「我就是覺得他講話很有感覺。」，關鍵就在這裡。我們以為自己在聽一個人的聲音，很多時候，其實也在聽自己對這個人的想像。

所謂「沒有口音」，其實很有意思。台灣人很常說：「他講話沒有口音。」，但一個人真的可以沒有口音嗎？當然不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發音、語調、用字和說話習慣。住在台北的人有台北人的語言特色，台中、台南、高雄也一樣。

那為什麼有些人的說話方式會被當成「沒有口音」？因為他的說法比較接近我們熟悉的標準。換句話說，所謂「沒有口音」，很多時候不是沒有口音，而是他的口音不需要被指出來。

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日本各地有各種方言，但「標準語」和「共通語」其實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指出，明治時期曾形成以東京教養階層語言為基礎的標準語觀念；戰後，「共通語」的概念又逐漸發展起來。現實生活中，兩者仍經常被混用，而以東京為基礎的語言形式確實具有很強的全國性影響力。

東京的說法並不是天生比較正確。

而是當一個地方長期掌握政治、教育與媒體等重要資源，它的語言也更容易成為大家熟悉、學習和模仿的形式。

所以，「標準」從來不只是語言問題。它也和一個社會怎麼分配權力有關。台灣也有自己的「標準」，我們其實很熟悉這件事。

從小在學校裡，我們就知道什麼叫「講標準」。老師怎麼念，課本怎麼寫，新聞主播怎麼講，通常都會被當成比較正式的說法。相反地，有些帶有地方特色的腔調，則比較容易被指出來。

這些判斷並不是天生存在。台灣的語言秩序，本來就是歷史形成的。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透過教育等制度推動日語；戰後，語言政策又重新調整，國語成為學校教育與公共生活的重要語言。不同時期的政治與教育制度，重新安排了不同語言在社會中的位置。

所以，我們今天覺得很自然的「標準國語」，其實也有自己的歷史。

2019年公布施行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則代表台灣的制度觀念又往前走了一步。法律明定國家語言包括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並規定「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不應受到歧視或限制。

這是很大的改變。但法律可以改變制度，卻不能馬上改變人的耳朵。

我們可以知道不同語言都值得尊重，第一次聽見一個陌生人的口音時，還是可能在幾秒鐘內猜他的家鄉、年紀、教育程度，甚至他的政治立場。

這才是最難處理的地方。我們真的會從語言猜一個人，這件事不是只有生活觀察。

2014年刊登於《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一項台灣實驗研究，利用「matched-guise」方法，讓受試者評價使用華語與台語的說話者。

研究發現，台灣確實存在語言刻板印象，而且這些刻板印象在政治議題上的反應特別明顯；對社經議題的影響比較弱，對人格特質則幾乎不明顯。研究也發現，這些語言印象不能單純解釋成北部、南部的地域差異。

這個結果其實很值得想。因為我們聽見的從來不只是語言。

我們也可能一起聽見對這種語言的記憶、印象，甚至政治立場。一個人明明只是開口講話，我們的腦袋卻已經開始替他補資料。

「他應該是哪裡人。」/「他應該受過什麼教育。」/「他應該比較支持哪一邊。」

這些判斷有時候甚至不需要經過思考。就是一瞬間而已。

也因此，語言偏見最難處理的地方，不是有人公開說「我歧視某種口音」。

而是我們很少承認，自己其實正在判斷。原來連「階級感」都可能聽得出來。更有意思的是，這不只發生在台灣的語言與政治認同。

2024年刊登的一項中文語音研究，直接把「社會階級」拿來做實驗。研究發現，聽者可以從中文語音辨識說話者的社會階級資訊；研究中的高社會階級說話方式，也比較容易被評為標準、好聽，以及比較沒有明顯口音。

這就很值得我們重新想想平常講的一些話。

「他講話很有質感。」/「感覺受過很好的教育。」/「一聽就知道很專業。」

我們真的只是在形容聲音嗎？

還是我們已經把聲音和某種生活方式、教育背景、社會位置綁在一起？問題不是這些判斷永遠錯。

一個人的語言確實可能透露他的成長環境，也可能透露他長期接觸的社群。

問題是，我們很容易從「有一些線索」，一路跳到「我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中間那一大段，其實都是我們自己補上的。

韓語更直接提醒我們這件事。如果把眼光放到韓國，會看到另一種語言和社會關係的連結。

韓國的標準語以首爾語為重要基礎，首爾語在教育和公共生活中具有很強的規範地位。研究地方方言使用者在首爾生活的語音變化，也發現語言態度、居住時間與年齡等社會因素，都可能影響他們向標準韓語靠近的程度。

而韓語裡的敬語使用，又會受到年齡、社會地位、親疏關係與場合影響。

你怎麼跟一個人說話，有時候不只是語法選擇，也是在表達「我們兩個是什麼關係」。

這和台灣並不是完全一樣，但我們並不陌生。第一次見面，我們也會想一下該叫對方「先生」、「小姐」、「老師」，還是直接叫名字。

一句稱呼看起來只是兩三個字，背後其實已經在定位彼此的距離。語言有時候就是這麼現實。它不只是把事情說清楚，也在告訴別人：我是誰，你又是誰。

台灣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標準」也在變。今天的台灣，和過去已經很不一樣。

我們開始重新看待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也開始更注意語言保存與傳承。制度上，《國家語言發展法》已經把多元語言平等寫進法律。

但是，語言的變化不只發生在法律裡。它更發生在我們每天的談話中。

中央研究院的「台灣華語社會語音語料庫」，蒐集台灣北、中、南十二個地區的實際口語資料，共有1,402人次的採訪，也記錄受訪者的語言使用與社會經濟背景。這些資料讓研究者可以更具體地觀察，台灣人實際怎麼說話，以及語音和社會因素之間的關係。

所以，台灣華語也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我們說話會跟著地方、世代、場合和身邊的人調整。

正式場合講得正式一點，跟朋友聊天又換一種方式；到了不同地方，也可能不知不覺調整自己的口音。這並不是是虛偽。

這就是人類使用語言的方式。真正的問題，不是哪種口音比較好。所以，台灣到底有沒有「語言階級」？如果直接回答「有」，其實太簡單。

台語不等於低階，國語也不等於高階；北部口音不代表比較有錢，南部口音也不代表比較沒有教育。

真正存在的，是社會會替不同的語言形式附加不同的價值。在某些場合，一種說法比較正式；換一個場合，另一種說法反而更親近。

同一種語言，放在不同年代，也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評價。所以真正值得問的，不是「誰的口音比較好」。

而是：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某一種說話方式比較好？」

當我們說一個人「很有水準」、「很有文化」、「很專業」時，我們究竟是在描述他的語言，還是在描述自己心中對「水準」、「文化」和「專業」的想像？

我們以為自己在聽一個人的聲音。很多時候，其實也在聽自己。語言沒有階級，社會卻會替語言分級。

下一次，再遇到一個陌生人開口說話，也許可以先不要急著猜他是哪裡人、讀什麼學校、做什麼工作。

先聽他把話說完。因為一個人的口音，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事情。但那個口音，從來不是這個人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