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當蔣萬安的725遇上沈伯洋的夜市人群

沈伯洋今天能對蔣萬安產生一定程度的聲勢威脅，「自發性集會」應該是發揮了關鍵作用。（合成照片／王侑聖攝）

因為沈伯洋的參選，使得台北市長選舉成為新型態選戰模式的觀察標的，包括夜市掃街。所謂的新型態，自然是對照了舊傳統，其中的「傳統」，主要起於國民黨一方，如7月25日，由現任台北市長蔣萬安號召國民黨公職的「我是人，我反毒台」凱道集會。後者屬於群眾運動的典型，前者幾乎已被認定為是一種自發性的掃街變造勢。。

就「動員」來說，它屬於大規模、協調一致，且具備相當數量民眾參與的集會，主要目的就在欲將彼此共同利益延伸為投票行為。到今天，不只台灣，任何民主國家，尤其在選舉中，仍相當倚賴參考它因人數優勢所展現出的人民政治意願。但不容否認，就像心理學家勒龐說的，動員群眾，必然存在群體操縱和大為剝奪民眾的個體性，使得它也很容易出現疲態，難以持續發揮效果。所以，縱然國民黨725遊行很成功，但緊接而來，8月1日同一地點的「反毒酒駕、司法要正義」集會，遂立刻變得稀稀落落。

於是，在「動員」之外，已愈來愈多政治人物開始關心如何帶起「自發性集會」。可參考案例，遠自2011年埃及革命，同年的紐約客占領華爾街運動，到近年（2020）的全美「黑人的命也是命」，都可謂「無動員」，卻規模盛大，並對政治造成決定性影響的群眾自發性政治力。

至於政客為何需要「自發性集會」，倫敦大學副教授艾布拉姆斯曾在他的著作《群眾的崛起》，將「自發性集會」的動力歸因於「親和力趨同」（affinity-convergence theory）。有別於群眾成功動員下的鞏固權力和應對外部威脅因素，親和力趨同指的則是，當社會具備一定的參與條件（民主、自由），人們便會基於自身社會和心理屬性，產生自動參與某項政治活動的傾向。

簡單來說，參與「自發性集會」者，將比參與「動員性集會」者更具備個人化色彩，既然更個人化，評斷它成功與否，就不是和大型造勢比人數，而是取決於參與群眾之後持續對同一議題、政治人物的關注，並基於地域關係（自發性往往屬於集會現場在地人，而非遊覽車載來的遠道而來者），如何在親友、鄰里間形成一種「基層遊說」，將原本散布各方的公眾情緒，轉化為具有針對性的政治遊說力，順利為參與者的共同情感建立快速、持續性的傳播管道。和「群眾動員」不同，「自發性集會」不只是透過「人氣」去凸顯一政治人物的前景，最重要的是，激情過後，它往往比動員造勢更有機會同步創造新的集體認同。

以上理論，或可從這一個多月來，沈伯洋夜市掃街中得到些許印證。五個月前，台北市恐怕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沈伯洋是誰，今天卻在尚未舉辦任何「大型造勢」前，僅藉由夜市（包括早期的公園、市場）拜票，就足以形成對對手一定程度的聲勢威脅，「自發性集會」應該是發揮了關鍵作用。

另一方面，沈伯洋夜市掃街行動的發酵，當然也有賴現代通訊技術已深刻地重塑了群眾運動的樣態。在非正式動員下，沈伯洋陣營的活動發布，多是透過社群網路工具，較之傳統群眾動員，這等於有效降低了協調大量地理位置分散個體所需的時間和溝通成本（看到訊息，人來就是了），這其實在過去很多「快閃族」（Flash mob）中相當常見。同時也因為「發動形式」不一樣（個性化內容和去中心化網絡取代了傳統群眾運動中的集體認同和層級組織），效果也有所不同，最直接的就是「連接性」。也就是這類型「自發性集會」，無論是透過口耳相傳，還是透過簡易網路技術傳遞，都比大型動員造勢，更能激發民眾持續性的參與，然後，它的自發性甚而可能是跨界的，原本的地方訴求，很可能因之成為全國性的倡議（埃及革命、占領華爾街、黑人的命也是命皆然），並從根本上改變政治運作（選舉）策略。

從這點看，沈伯洋雖然是選舉新人，但就新型態宣傳技術，他一點也不像是菜鳥。反觀同稱年輕一輩的對手蔣萬安，其選戰打法，便相對顯得傳統和保守許多。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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