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能源爭議──核三不是整張考卷

1987年公投後，義大利逐步退出核電；2011年，又以公投否決重新發展核能。到了今年9月23日，義大利參議院卻以81票贊成、51票反對、7票棄權，通過永續核能授權法案，重新把核能放回國家能源政策。 義大利值得台灣注意的，不是「反核國家終於改擁核」，而是另一個問題：當環境改變，一個民主社會如何重新面對過去做過的重大選擇？ 台灣當年的反核不是沒有理由。地震、人口密集下難以承受的核災後果、高階核廢最終處置，以及從蘭嶼、貢寮一路留下的地方承擔與程序正義，都沒有因為時間過去而自動消失。直到今天，台灣的高階核廢最終處置仍在候選場址評選階段。 重新討論核能，不需要先證明以前的人錯了。 但世界也沒有停在2011年的福島核災之後。 淨零轉型、進口能源依賴、天然氣與海運安全、地緣政治風險，加上AI與半導體可能帶來的新用電需求，都已進入今天的能源決策。賴清德政府也把「能源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提升能源自主與韌性列為政策方向。 當年的問題沒有消失，新的問題又來了。 所以，如果台灣最後只剩下「核三要不要復工」的爭論，問題恐怕問得太小。 台電可以提出再運轉計畫，核安會可以審查耐震、老化與安全系統。9月24日，核安會完成核三「再運轉計畫」審查，但後續仍有自主安全檢查、執行結果報告與現場查證。這些程序回答的是：這座機組能不能安全運轉？ 它們不能替台灣回答另一個問題：未來二、三十年的能源結構裡，核能到底要扮演什麼角色？ 前一個問題，不能用政治取代專業；後一個問題，也不能用專業取代民主。 這正是賴清德總統提出「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有共識」之後，最需要補上的一塊。核安可以審查，核廢可以提出處置方案，但是「社會有共識」要怎麼形成？賴總統自己也說，核能安全需要科學驗證，不會由一場公投徹底解決。 那麼，社會共識也不能只是等待下一次民調，或下一場公投。 民進黨其實有過處理重大內部分歧的經驗。1998年，面對中國政策不同路線，黨內召開中國政策研討會，最後形成「強本西進」等三項政策共識。今天，面對非核家園、既有核電延役與先進核能的不同理解，執政黨也有必要先把分歧攤開，說清楚現在的能源路線到底是什麼。 但黨內共識終究不是社會共識。 台灣其實也早就開過全國能源會議。2014年至2015年的會議以「未來電力哪裡來？」為題，歷時四個多月，最後形成158項共同意見、201項其他意見；未能形成共識的議題，還繼續放上公共平台討論。 十多年後，我們卻又站在新的能源分岔口。 這或許說明，台灣缺的未必是再開一場會議，而是讓舊共識可以被重新檢查、未解的分歧可以留下來，在條件改變時知道何時該再談一次。 共識也不必假裝所有人最後都同意。2017年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要求各組不只列出達成共識的事項，連無法達成共識的項目也要說明理由。 民主的能力，有時不在消滅分歧，而在知道彼此為什麼不同意之後，仍有辦法作出決定。 義大利重新討論核能，不代表核電就是答案。台灣重新討論，也不需要否定過去。 真正需要重新檢查的是：當年的反核理由，哪些今天仍然存在？新的能源風險又增加了什麼？當所有選擇都有代價，我們準備承擔什麼？ 核三可以是一道題目，但不能成為整張考卷。 真正考驗的，不是哪一座核電廠要不要重啟，而是分歧仍在時，台灣有沒有能力把爭議變成決定。 ※本文授權轉載自Métis思傳媒，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