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從「早春晴朗」到「無可替代」看中國經濟下行期的職場競爭

陳竹奇（作家，戰略研究學者） 從陸劇《早春晴朗》到《無可替代》，中國都市職場劇在短短時間內的風向轉變，赤裸裸地對映了中國經濟下行期中，打工人從「尋求心理自洽」走向「極端現實存亡戰」的職場競爭現狀。這兩部以頂尖行業（廣告業與管理顧問諮詢業）為背景的作品，其核心敘事動力的轉變，精準戳中了當代社畜最深沉的時代焦慮。這兩部劇的人設與職場邏輯，正精準折射出當前中國經濟下行環境下的三大職場競爭特徵。 職場環境的轉變：從「經濟上行期的精緻傲慢」到「存量時代的防衛性打壓」 《早春晴朗》的遺留紅利。劇中井柏然飾演的合夥人欒念（Luke），身穿復古西裝、手拿頂配 Mac、拿著高額年薪，展現的是經濟上行期才具備的「老錢味」精緻與雅痞。此時的職場競爭更像一座講求效率、以強服人的鬥獸場，員工仍相信只要跟著能力強、願意扛責任的理想領導，就能循著明確的通道獲得晉升回報。 《無可替代》的現實存亡。到了《無可替代》，舞台轉向刀刀見血的諮詢業。劇中赤裸地呈現了學歷歧視、富二代同事享有特權、提案成果被冒領等殘酷痛點。最寫實的莫過於徐遲（趙今麥飾）的主管林瓏，因為即將休產假而陷入「隨時被淘汰」的強烈焦慮，進而對表現優異的新人展開失控的防衛性攻擊。在經濟下行、人人自危的存量市場裡，職場不再有大度提攜，多的是「你上去了，我就得下來」的零和博弈。 打工人抗壓手段進化：從「精神勝利法」到「黑蓮花的有仇當場報」 《早春晴朗》催生的「嬌領導文學」。面對現實中德不配位、只享受時代紅利卻推諉無能的領導，打工人在無力改變權力結構的情況下，發展出了畸形的自洽方式。網路上流行的「叫領導寶寶文學」，將上級的無理取鬧幻想成「寶寶耍賴」，試圖透過心理降級消解壓迫感，藉由「領導離不開我」的聖母心態獲得虛擬的掌控感，本質上是一種經濟下行期無奈的集體催眠與精神退路。 《無可替代》的「職場黑蓮花」。觀眾對《早春晴朗》中尚之桃（孫千飾）在職場戀愛中的委屈與拉扯感到疲憊，進而在《無可替代》徐遲身上找到了宣洩口。徐遲不當傳統偶像劇的傻白甜，她大方承認自己「想賺錢、想往上爬」的野心，面對刁難時有仇當場報、用實力硬碰硬反殺。這種殘忍而堅定的人設爆紅，正反映出當下年輕人已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在隨時可能被優化的洪流中，唯有把自己鍛造成帶刺的防禦體，才能保住飯碗。 戀愛與合作關係的重構：從「霸總的單向偏愛」到「高智商的雙強賽局」 依附關係的幻滅。過去的職場劇總帶有「霸總拯救小白花」的言情濾鏡，但在現實晉升通道收窄、失業風險激增的當下，打工人早已看清「被上位者偏愛」無法提供長久的職業安全感。 合夥人式的人生夥伴。從兩部劇的男主對比來看，魏大勛在《無可替代》中飾演的葉信之（Richard），不再是傳統習慣否定下屬的強勢霸總，而是一個「引導型戀人」。他與女主角的關係始於利益試探、商戰博弈，最後走向並肩作戰。這對應了當前職場人最理智的期盼，我們不需要王子來拯救，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在風暴中能互相審視、實力對等，且絕不過度介入彼此職業邊界的「人生合夥人」。 從《早春晴朗》到《無可替代》，劇名的變遷本身就是一句絕妙的時代諷刺。在春光大好的日子裡，打工人還能一邊忍受工傷，一邊在粉紅泡泡裡尋求情感解脫；然而當寒冬將至，所有人最核心的焦慮都變成了「如何讓自己不被優化」。徐遲所追求的「無可替代」，本質上正是中國當代打工人在名利場與失業潮的雙重浪潮中，一場向內扎根、奪回人生主導權的自我救贖。 本文僅代表作者立場，不代表本平台立場